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党员信上帝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党员信上帝

老师对基督教一向怀有好感，原因是老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从圣经里借鉴了不少东西塞在自己的“主义”里。老师曾经认真地读过几本旧约和新约里的经书，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一个有至高无上超自然能力的天父好像不应该只是像圣经里说得那么蝇营狗苟地成天价算计各种各样的人间琐事。于是，索性仰望苍穹而信其广袤无边，俯瞰人生因为它的短小而谦卑，其余的那些属灵的部分，还是交给“未知生、焉知死”的放松心态吧。

反观一些大陆的党员，都曾经是举手宣誓过信仰“共产主义”的，只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入党无非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追逐，把当票当成饭票。这帮人到了海外突然“幡然悔悟”，信了耶稣基督，可想而知是个什么结果。仍然是他们的一种实用的生存手段，因为需要证明自己信得真诚，就把那些刚刚听到的圣经教条添油加醋地本地化一番；因为有宣教的义务，就拿出各种各样恐吓的方式在四周“recruit”。到处用半瓶子醋的说辞声称：“美国是蒙了神的恩惠而成就的兴盛；。。。；基督教信仰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道路；。。。”

作为个人的信仰我恭喜你成功转身，但是作为“救国之道”，尤其是“老党员”嘴里的“新道路”，我看还是算了吧。因为，你在说美国蒙了神的恩惠时，必须要提到这一点：根据一项研究美国宗教的调查表明，2008年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下滑到76%，远低于1990年的86%。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美国人也不再习惯于给自己贴上传统的教派标签，拘泥于传统的信条。自2001年以来，美国各州唯一一个数量有所增长的群体是不信教的人，现在这些人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15%。

或许，你会拿出经济危机和美国的衰落来说明宗教价值的衰退对这个神的国度的伤害。但请你同时也应指出，基督教人口比例远远高于美国的一些南美和非洲国家似乎并没有入了天父的法眼，接着美国的衰退高调崛起。

高唱基督救中国的老党员们，求求你们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表现欲吧，嗬嗬嗬嗬！

什么是中国模式？

这次回国，聆听了几位“顶级”商学院教授的教诲。教授们无外乎在用财富故事告诉大家西方是如何用“制度”积累财富，如何用“知识”和“创新”搭建起品牌价值的。不过教授们也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对从西方教科书里搬来的管理哲学、企业文化、品牌价值头头是道地高谈阔论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干这行的真难，今天才举了几个正面的例子，没过几天就出事了。这脸没处儿搁啊！”

原先所谓“出事儿的”大多是些中国企业。而今随着这场金融危机和后续的实体经济危机爆发，那些世界财富500强中屹立不倒的正面典型形象纷纷落马，这下教授们真的无地自容了：原先被奉为经典和权威的工商管理理论，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落花流水；广为流传的成功财富案例一个个黯然失色，让人不免想到那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东方箴言。

我本人并无意贬低西方文明的精髓，更不想说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然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走过的道路。但我对很多研究这段商业文明历史的中国文人非常不感冒：按照他们的鼓吹，中国如果不按照西方的制度运作，根本没有机会达到现代商业文明的顶峰。

果真如此吗？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按照西方人的规则玩，才能算玩“对了”呢？文人们缺乏自信心，无非是因为西方仍然领先，仍然强势；但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的实质是逐利，逐利的核心是增长。环顾四周，对整个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已经不是经济总量依然领先的西方了；从经济学存在的意义上讲，认认真真地研究在东方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了整个世界的话题。

很多学者“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对现代科技和商业文明的贡献“几乎为零”。而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没有鼓励科技创新的经济制度，因此中国的商业环境出不了“Apple”、“Starbucks”、“Louis Vuitton”。很多人不约而同地高调批判中国正在方兴未艾的山寨文化，职责这种“模仿”没有技术含量，不可能建立品牌价值。但是，不刻意追逐高端品质、复用已经有技术来解决普通大众的基本需求、模仿之中夹杂看似无厘头却是灵光乍现的创意，这些山寨文化的理念为什么不能成为最合理、最有市场价值的商业模式呢？

的确，山寨文化和“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西方知识产权制度格格不入。但西方经济走上了这条“三高”道路的后果是什么呢？起初，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科技创新以及创新在商业上的成功。而后，资本市场开始介入，资本的逐利本质催促着市场不断推出“新功能”，不断强调“更好的体验”，甚至完全不顾消费者是否真正需要这种新的功能和体验。当年微软推出Window Vista的时候，很多硬件厂商对它支持较低端的硬件强烈不满，原因是“这不利于推动新一轮硬件升级”，而不是因为消费者真有升级的需求。换句话说：是资本的利益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在驱动所谓的创新！消费者在这场游戏中已经沦为被动的筹码。这个逻辑继续延伸，就是“资本杠杆”、“次贷危机”，神话的自由市场经济毫无抵抗力的崩溃。

很多人只看到现代西方商业文明的华彩段落就被它彻底征服了，甚至已经留不出大脑再去深究它背后的深层矛盾了。呵呵！不要忘记，这个地球上“先进的” 西方国家人口只占不到10%，如果剩下的五十多亿人，人人都按照天赋人权去追逐永无止境的消费体验升级，整个地球的资源恐怕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可以这样说，西方的商业制度根本就不是用来解决剩下90%地球人口的需要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广阔低端消费者的市场，对“品牌”、“体验”的刻意追逐不应该是商业企业的核心价值所在。用已经成熟的技术，低廉的成本，大规模地生产可靠、实用的商品，解决大多数人的需求；通过对大规模生产中各个环节的高度优化提升利润空间，并把以此而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进一步投入产品的升级换代和生产管理环节的优化，这就是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克勤克俭逐步形成的“中国模式”。原先，这种生产方式直接和西方的“高技术”嫁接，用于为西方代工消费品。现在西方的需求萎缩，反倒促成了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模式，转型来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有中国广阔并且日益壮大的消费者市场，中国模式的兴起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接下来，如果中国模式的商业成功再被成功地复制到全世界，解决世界人口90%的基本需要，那么现有的西方商业模式还会是商学院教授们嘴里不停唠叨的 “经典财富故事”吗？制度本身无非是社会实践随着时间的沉淀，谁的模式成为主导，谁就是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者，而一切都需要时间来见证。

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诋毁一下那些对中国创新能力有偏见的人们：杂交水稻。中国用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以上人口，这其中杂交水稻功不可没，从长远上讲，它对世界的贡献要远远高于那些资本市场上的宠儿们。

从游戏理论看人类社会

从游戏理论看人类社会


迄今为止的全部经济学都假定：个人总是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UTILITY），换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以此为根据得到有意义的解，在数学上必须假定这个效用函数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的意思就是如果一样东西公认是‘好的’，那么你得到的越多你的效用就应该越大；反之你的效用就应该越小。

让我们来看一看最简单的游戏：犯人悖论。两个犯人Ａ和Ｂ面临检控，根据他们所做的不同选择，两个人将会得到不同的刑期。在下面的表格里，括号中的两个数字前一个是Ａ的刑期，后一个是Ｂ的刑期。例如（８，０）表示如果Ａ否认而Ｂ认罪，那么Ａ将获罪８年而Ｂ将立刻释放。假定Ａ与Ｂ事先并不知道对方的选择。

┏━━━━━┯━━━━━━━┯━━━━━━━┓
┃　　　　　│　　Ａ否认　　│　　Ａ认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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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否认　│　（１，１）　│　（０，８）　┃
┠─────┼───────┼───────┨
┃　Ｂ认罪　│　（８，０）　│　（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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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Ａ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可以推理如下：如果Ｂ否认（对应上表第二行），那么Ａ若认罪将立刻释放，Ａ若否认将入狱１年，显然Ａ的最佳选择是认罪；如果Ｂ认罪（对应上表第三行），那么Ａ若认罪将入狱４年，Ａ若否认将入狱８年，因此Ａ的最佳选择仍然是认罪。根据此推理，无论Ｂ作何选择，Ａ都应该认罪，同样，Ｂ也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结果就是‘聪明的’Ａ和Ｂ都将选择认罪而同时获罪４年，错过了显然的最优结果（１，１）。

这个游戏的结论就是，如果假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人类就只能存在次优资源分配中。让我们把上述游戏一般化一下：

┏━━━━━┯━━━━━━━━━┯━━━━━━━━━┓
┃　　　　　│　　　Ａ温和　　　│　　　Ａ强硬　　　┃
┠─────┼─────────┼─────────┨
┃　Ｂ温和　│　　（赢，赢）　　│　（赢多，输多）　┃
┠─────┼─────────┼─────────┨
┃　Ｂ强硬　│　（输多，赢多）　│　　（输，输）　　┃
┗━━━━━┷━━━━━━━━━┷━━━━━━━━━┛

这个游戏和犯人悖论的解是一样的：无论是Ａ还是Ｂ，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名义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强硬，从而落入双输的圈套。

我们注意到，上面这个游戏还有一个隐藏的假定，那就是假定Ａ与Ｂ是对等的，因此输赢的结果是对称的。我们进一步一般化：假定Ａ和Ｂ是不对称的，比如Ａ是Microsoft，Ｂ是Netscape，又会看到怎样的结果呢？

┏━━━━━┯━━━━━━━━━┯━━━━━━━━━┓
┃　　　　　│　　　Ａ合作　　　│　　　Ａ竞争　　　┃
┠─────┼─────────┼─────────┨
┃　Ｂ合作　│　（７５，２５）　│　（１００，０）　┃
┠─────┼─────────┼─────────┨
┃　Ｂ竞争　│　（５５，４５）　│　（９５，５）　　┃
┗━━━━━┷━━━━━━━━━┷━━━━━━━━━┛

在这种情况下，强者Ａ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竞争，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通过合作而提高自己效用的空间。弱者Ｂ也只有竞争这一条路可走，不然就面临彻底被消灭的命运。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帝国主义’越来越‘贪婪暴虐’、‘单边主义’的原因所在，恃强凌弱是由自己的利益所驱动的必然选择，要不然，强大有什么意义呢？这也是为什么弱小国家、民族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动力：落后就要挨揍。

还有一点儿要指出的是，上述第三个游戏中，括号里的数字是指‘市场占有率’。而双方的利润还决定于市场的大小和利润率。通常情况下，竞争的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供应商一方的利润率也会下降，但是另一方面，低价格对消费者一方较有吸引力，因此市场总值会比较高。所以，从长远而言，最终的利润并不能简单地由市场占有率来决定的。

在对游戏理论的研究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如果让Ａ和Ｂ两人反复重复上述‘犯人悖论’游戏，由于每一次的结果在最终结果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因此Ａ和Ｂ都愿意冒一些险而试探一下‘否认’的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挫折之后，通常Ａ和Ｂ是可以达成默契共同‘拒不认罪’的。

换句话说，由于人的自私和短视，人们在相对有限的时间里通常会选择‘斗争’‘不合作’。但是从长远而言，同样出于‘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动力，人们会发现‘合作’的价值。在这里，我想引用以下Ebay创始人的理念来结束这段‘理工科’的探讨：我们认为普通人都是好的，只要给与机会都会做正确的选择。我唯一想要补充的是，当人与人素质上存在巨大差距时，人性中的善良一面就必然要受到压抑，这就是上面的第三个游戏，因为巨大的差异就是剥夺和被剥夺的最好理由。而当人与人素质比较接近时，‘合作’才会具有真实的利益，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才能得以充分释放。

制度资本的忽悠

最近有本新书叫做《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该书的核心论点是：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具有“决定作用”。

当人们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换言之，制度成本还很高，制度资本还相当欠缺），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的GDP却仍然能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的时候，作者非常“敏锐”地指出：“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出奇的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换言之，这时候所谓的“决定作用”是可以被替代的。

为此，作者给出了一个看似非常严谨的例子：说郑州市要盖一栋仿古大戏院，决定从景德镇买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由于制度问题没有解决，双方互不信任，不愿意承担风险，结果交易无法达成，10亿GDP打了水漂。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里，而是提出了一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办法：把这笔“大交易”分成 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支付1000万元。这样，如果一次买方不付款，卖方最多损失1000万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完成。”这极大地拖延了产生GDP的速度。作者认为，这种拖延对于中国这样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是可以承受的，而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估计就撑不下去了。

这是解释为什么制度成本高的中国仍然可以创造高GDP增长的例子吗？

事实中的发展通常是这样的：起初，郑州和景德镇彼此不信任，每次只能玩"小交易"。但玩过几次之后，买卖双方发现彼此很诚信，就逐步提高了交易量，每次发货 50万、100万吨，再后，剩下的就一次性搞定了。最终，不是一天完成了交易，但也远远用不了200天。而在交易的过程中，双方建立了信任，积累了“制度资本”。换言之，是作者奉为“决定性因素”的制度资本，无非是实际交易的“产物”。是社会行为最终导致了社会制度，而不是由所谓“制度”决定行为。制度固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行为，但能够容纳同样行为的制度却完全可以是多样性的！好的制度固然珍贵，但如果不是由社会行为自然生长演变而成的，而是从天而降的“舶来品”，水土不服的可能性比成功要大得多。

我不想否认“制度资本”的价值，只是为很多“经济学家”迷信制度而丧失真正独立的判断力而感到惋惜。

新年寄语

这两天在国内过年，和一帮私企老总闲聊，说起国内的经商环境和政治制度。绝对是一帮人精儿，对很多事情的确看得透彻。尽管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对体制内的黑暗体会得入木三分，他们的批判也就格外深刻。

小老板们的生存之道有很多共同之处：用金钱和女色去买通体制内的决策者，得到订单和项目。在通过偷工减料的暴利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他们纷纷看到了技术和信誉的重要性，开始投入资金改善设备和管理。当然，继续动用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腐蚀共产党干部，交换更大的利益对这些私营小企业而言是比技术和管理更为生死攸关的“软实力”。在庞大的权钱交易生态链中，“成功”的小老板们虽然大获其利，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官场的关系网在不停地变化，操作中的变数很多；再者毕竟很多操作是黑色的，因此承担风险和压力也可想而知。于是乎，这些受益者们痛骂共产党腐败的有之，企盼民主监督决策公开化的亦有之。目标所指，无非是希望降低经商环境的风险成本，洗黑成白，获得持久的安全感。

作为长期在“民主”社会中浸泡的过来人，老师调侃道：“‘民主’好像应该是大众的问题，你们不妨从自己企业内部管理开始引进民主机制嘛。”此言既出，顿时遭到一片痛扁：“我们厂里那帮工人，你要是对他们好一点点，马上就跟你上鼻子上脸。所以，我的方法就是最好夫妻双方一齐到我们厂上班，平时关上厂门，不他们四处踅摸，省得给老子找麻烦。”

“呵呵，这不是共产党的愚民政策么？”

“就是愚民。那些工人就是贱，你对他狠，他老实着呢；你稍微对他放松一点，什么鸟事都来了。我要是不专制，厂子绝不会有今天。不过我认为作为私人企业，这没有什么不道德，我这是为了降低管理成本。但国家政治，这样是不道德的！我们厂跟我姓，但中国凭什么就姓‘共’呢？共产党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老师听了暗笑，共产党搞舆论控制，目的无非也是“降低管理成本”；人在其位，思路何其相似！至于共产党的合法性，那是几百万人的头颅换来的，虽然，几百万人的生命并不足以奠定红色江山永久的合法性，但才几十年就想变天也太天真了点吧。

另一个老板接过话茬：“我觉得，台湾的民主现在是渐渐走上了正轨。你看两次政权轮替都很和平。谁干的不行，人民有机会用选票把他拉下来。”

“给你讲点听来的故事吧。当年台湾施明德红衫军倒扁。有人给他出主意：要成大事，就得直接冲击总统府；没有流血，不会有任何结果。最后呢？‘革命群众’根本没有人肯流血，红衫军无疾而终。为什么？因为倒扁的国民党们都是些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到为了倒扁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不管自家小日子的地步。你跟他们讲‘非暴力’一拍即合，一说要‘流血革命’个个都孙子了。

“人民都小资了，你搞‘民主选举’、政权和平轮替就有胜算了。可是中国还有多少人是‘无产者’呢？你们比我清楚。给他们‘民主’权力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管理成本高涨。比如你的厂子，搞个工会如何？要不了多久就和通用汽车一个下场了。一旦底层工人和管理者爆发冲突，那些个人生命不值几文的无产者们很可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暴利。到了那会儿，就不是‘民主监督’了，你们这些剥削阶级还是趁早溜之大吉吧！

“你们所谓的民主，是‘有产者’通过非暴力达成社会妥协的机制，是通过消除特权黑箱操作而降低商业环境风险成本的手段。搞一个个人资产超过一百万的民主俱乐部，由他们来投票选举权力和监督机构，兴许会比现在的一党专制要强很多。只可惜，西方民主虚伪的“人人平等”把这条路给堵死了。当真十三亿人一人一票，你们就等着贿选和暴民造反吧。”

几个原先很有一番抱负的小老板们陷入了沉默...

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是城市平民和奴隶主的俱乐部，被暴力剥夺了一切的奴隶们只是一边的看客。现代西方国家也只是在中产阶级形成之后才有了比较成功的民主实践，至今腐败和低效率仍然是众多贫困“民主国家”的噩梦。指望一个名义上的制度可以从天而降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槑很雷人！

小老板们的“民主”诉求有着深刻的必然原因，发源于生态链的自我否定是打破这条生态链的唯一机会。那么可以实践的道路到底在哪里呢？

老师最近在中央台看到这样一条广告：“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寄希望于圣人出或者制度变，不如寄希望于时间和教育。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变动就让它在水到渠成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演化吧，只要大方向不错，内外环境不剧烈恶化，这个世界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得以继续，老师看到的是一个新中国正在走向涅槃。就像当年朱镕基治下的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看上去已经快要崩溃了，利益一旦理顺，合理的操作很快就会发酵成优良的组合。如果我们回到三十年前看今天，眼前的一切不可谓不是奇迹。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同样的奇迹还会发生呢？

说一说“以色列人”

以色列这个民族创造了耶和华神的形象。神学是以色列民族历史观的基础，他们把对耶和华的信仰和揣测（一说受神的启示）融入对民族兴衰的思考和解释之中，旧约圣经作为被“正统化”了的以色列民族史，与古埃及和西亚诸国单纯的记事体历史，以及古希腊充满人本精神的历史记载大相径庭，完全是耶和华对其特选子民以色列民族的救赎史，神权色彩尤其鲜明。

一般认为，人类最早的祖先据说是500万年前的西非猴子，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起源于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附近，大约有6000多年了。现如今中东土地贫瘠，沙漠纵横，据说是因为人类文明开发过度所导致，原先可是一片地肥水美的好去处。从苏美尔人开始，到古巴比伦王国，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打打杀杀地过了两千多年。

大约在中土夏朝时期，出了个叫做亚伯拉罕的人，系旧约圣经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此人人品不端，但自称被耶和华选中，非常狂热。据说丫为了逃命曾经两次出卖过自己的妻子，把她说成是妹妹，并信誓旦旦地要拿自己的亲生儿子去作耶和华的牺牲。他的两个儿子，老大叫以实马力，老二叫以撒。前者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后者繁衍出了以色列人。这俩儿子窝里斗得厉害，大儿子以实马力是庶出，苗不红根不正，在旧约圣经里露了一小脸就不再提及；小儿子以撒乃正妻所生，因此得了亚伯拉罕的祝福，财富和土地尽收。旧约圣经和可兰经对以实马力和以撒后事的描述大相径庭，阿拉伯人、犹太人虽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宿怨打那会儿就结下了。

以撒得势后生了以扫和雅各，再得十二个孙子。这十二个孙子打打合合，逐步形成了犹太人的十二个部族。经过人类两千年的垦殖，中东土地日渐贫瘠，一场旱灾之后，以撒的后裔们流落到埃及去逃荒。那时埃及人在尼罗河三角洲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以撒的后裔就成了埃及人的劳动力。后来在他们“耶和华的启示和指点”之下，由摩西率领逃离埃及，渡过红海来到了现今巴勒斯坦一带。当时巴勒斯坦的主人是迦南人，以务农为生。犹太人在埃及放牧，能征惯战。尽管迦南人比犹太人文明程度高出一大截，还占据了地利人和的优势，但正如种粮的宋朝人搞不定骑马的蒙古人一样，温文尔雅的迦南人在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大约有几百年，终于被耶和华的特选子民们杀戮干净。

当时以色列人中声名最显赫的要数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他们最终“按照耶和华的应许”，彻底消灭了迦南人，在耶路撒冷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以色列国。所罗门治下的犹太国是以色列历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时期，不过犹太人贪婪残暴，内乱不止。所罗门死后，以色列内乱，分裂为南、北两国，其中北以色列规模较大，有十个部族，君主频繁更迭，国力日渐衰微。南以色列包含了犹太人的另外两支。

犹太人的贪婪残暴相信看过旧约圣经的人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不过这在中东并不为奇，中东历史大多数时间都在形形色色的种族之间残暴的战乱中度过。以色列的邻居亚述人（叙利亚人的祖先）兴起之后灭了北以色列，那十支犹太部族也随之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随后，盖起了空中花园的新巴比伦王国又征服了亚述，顺手也灭了南以色列。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率军攻陷耶路撒冷，将该城和圣殿毁于一旦。不过巴比伦人并没有屠杀犹太人，而是把他们驱逐出耶路撒冷，分三批掳至巴比伦。从公元前586年到538年居鲁士下令释放被掳之民回归，这中间近半个世纪是以色列民族史上的“巴比伦俘囚”期。国破家亡、离乡背井，促使流亡他乡的犹太“先知”们反思民族的生存危机，追问不幸命运的答案。以史为鉴的反思导致了旧约圣经《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等章节的成篇。而今天剩下的犹太人都是南以色列两个部族的后裔。如果不是南以色列得以在新巴比伦王国的宽容下支离破碎地苟延残喘，耶稣恐怕就没有机会在伯利恒的马棚里出世了。

从公元前538年犹太遗民重回耶路撒冷到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灭亡波斯帝国的二百余年，是以色列民族史上的“回归时期”。出身于犹太族的波斯官吏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任犹大省长，重建城墙，实行政治和宗教改革。此后，又有精通律法的文士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整顿律法，宗教。改革涉及到祭司制度、信仰规范、崇拜礼仪等等诸多方面。其结果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人聚居地重新成为以犹太律法为基础的政教合一的社会。

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先知”连绵不断，“先知”是指“讲预言的人”。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受了耶和华灵的感动而出警世的预言。以色列国分裂后，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内部信仰混乱，耶和华的权威受到异教的不断渗透和挑战。于是，先知们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四处奔走呼号，发布耶和华必因为罪恶而施以惩罚的警告，要人们弃恶从善，重获耶和华的眷顾。先知们赋予耶和华强烈的道德属性，强调他是惟一公义、惟一圣洁的，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是人们崇拜异教之神的恶果。这样，信仰的纯洁性与道德就被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神权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顺之者王、逆之者寇。经历了先知们的洗礼和加工，真正意义上的独一神信仰终于扎根于这个民族的意识之中，犹太教得以最终成形。

从旧约圣经中人们可以充分地咀嚼出以色列民族作为神的特选子民豪迈的“选民观”。接受了耶和华的律法，因此耶和华就世世代代与他们同在。从耶和华与希伯来族长立约到与摩西的西奈立约，人对神的驯服与神对人的拯救构成了人和神的“契约关系”。耶和华应许了迦南地，因此，通过残酷的圣战获得土地就具备了“正义性”。 《约书亚记》10章28－43节特别强调约书亚夺取迦南的一座座城邑后，击杀城中的所有人口，“没有留下一个”，这是符合耶和华旨意的。耶和华始终与以色列人同在，因此他们无往而不胜。

以色列人遭遇凄惨，多次被放逐，在世界各处受尽凌辱，他们又寄希望于“弥赛亚”，即耶和华所拣选，受圣灵所感，具有大能的救主。祈盼耶和华派遣拯救者的思想在以色列民族意识中可谓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宗教信仰的支撑，以色列人在几千年的颠沛流离中，始终保持了非常独立的民族特性，那个自许在与耶在和华摔跤时赢了一阵的民族，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被遴选的特殊优越感：他们可以用最残忍的方法去犯下最恶劣的罪行，甚至把整个民族逼到万丈深渊的边缘，但他们的神耶和华总会在适当的时候差遣“弥赛亚”来拯救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不怕“试错”（一说贪婪），敢于大输大赢，虽然到处制造麻烦，但最终获利也颇丰。

为什么很多汉奸视祖国欣欣向荣为眼中钉？

其实答案很简单，当年丫出国时，祖国人民很穷。好歹有机会回了一趟国，揣着几打BIC圆珠笔和半箱子可乐在穷亲戚里一散发，风光无限！妹妹因为有了BIC，居然由丑小鸭一跃而成小天鹅校花。做哥哥地也算有个胶带了。

后来，手头宽裕了些，买了辆旧车开始去各大Mall转悠。终于又攒够了钱回国，突发奇想：带了两条牛仔裤，准备再风光一把。谁成想，硬是被小舅子发现了标签上印的“Made In China”。“靠，拿出口转内销来糊弄淫啊？”小舅子嘴角的不屑深深地刺痛了丫。BIC换成了MIC怎么就不好使了呢？

再后来，周围的Mall也好、Mart也好，几乎成了“MIC”的海洋。每每收到工资单，迫不及待地开车直奔中国超市，临了还不忘带个中餐外卖。一日打电话回家，老妈说，小舅子正在纽约出差，说是正在往美国倒腾大裤衩子。问了手机号，邀小舅子过来一叙。小舅子说想去逛逛商店，给小天鹅校花买件礼物。出手之阔绰，让丫舌头伸出来忘记收了回去。

从此以后，烙下一个心病，每每犯病时，必上天坛来骂祖国。祖国的GDP怎么可能是真滴哩？祖国人民天天在共产党的压榨下毫无自由可言，祖国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啊！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汉奸就这样练成了。

江核心，走好！

2004年09月19日

江泽民终于卸下了紧握的军权，走下了中国权力中心的神坛。

和当年的邓小平相比，江核心走过的是几乎相同的路数，但是这一次却要自如得多，也自信得多。毫无疑问，这当中的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值得书写一笔的‘大治’之年，经过了这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气侯，社会心态，民间力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邓小平，作为一个吃螃蟹的确是有点魄力的，但是，也正因为是第一次，他下来的时候还是那么瞻前顾后，拖泥带水。而这一次，江泽民的离开，不仅是和平的，而且是比较不留后路的。原因？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江已经不再担心去职之后个人和家族的生命安危。这是封建世袭制度和现代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差别，个人的私人生活和他作为政治人物的职业应该是分开的。而一个制度，或者政权，也不再完全倚赖某个个人的存亡。在中国，虽然路还有很长要走，但是，方向却是异常地清晰：管理国家，将愈来愈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

今天，江核心发现自己离开比占着坑更好了；明天，我希望胡核心会发现，或者不得不认识到，权利的外部监督比隔三差五地整党更加有效；或许后天，我们就不再需要什么‘核心’了。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人民从来不是历史的主人。无论在哪里，人民都不得不选择或者被迫接受一个代言人来领导自己，来成为大戏的主角。而‘人民’的命运，则操纵在这些代言人的手中。如何有效地约束这些为高权重的大人，是现代政治的关键问题。希望江泽民的离开，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注入一点新的气象。而那些整天盯着江核心的梳子和曲子的人们，可以休矣。

江核心，走好！

说一说美国

2005年01月30日

一直都想说一说对于美国的理解，毕竟在美国生活了不短的时间。可是犹豫天坛总是乌烟瘴气，所以总也懒得动笔，今天略得轻闲，心情舒畅，忽然感觉这码字其实是给自己一点交代，跟别人怎么看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也就没有了诸多的顾虑。

有人说，美国是神的国度。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想彻底否认，毕竟，in god we trust的字眼印在每一张绿色的美钞上面，大大小小的社区里也都是林林总总的教堂尖顶。但是，我就一直在想，神往美国精神里到底注入了什么东西呢？我曾经听一位牧师说,信了神的才懂得恩典，所谓恩典是免费的，由于美国人相信神最终的免费恩典，所以美国社会才能建立在借贷信用消费的基础之上。因为，终归有一天，神将消了人所有的债，带大家到天国去。而东方社会，因为没有神也就没有恩典，所以才有‘养儿防老’，高额储蓄，有限消费的社会心态和经济形态。乍听上去，真的是很有逻辑的理论。但是，仔细想来还是有点漏洞，感觉上有了恩典的美国人应该非常‘出世’地无忧无虑地把自己的命运交在神的手中，没有必要航空母舰满世界四处游弋。可是，美国人对于自己安全的殚精竭虑，却让人想起中国人的‘养儿防老’来。看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中国古训并没有因为神的恩典而作废。

作为一个灵性残废的中国人，我始终认为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有它不可替代的理论制高点。祈祷可以激发人的潜能，但落在实处的，还是硬碰硬的‘物质’。美国人没有今天的GDP，没有原子弹，没有航母和卫星，能有底气满世界推广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吗？能有底气打伊拉克推翻萨达姆吗？美国人为什么跟苏联人‘冷’战了那么久呢，无非是不想自己也到‘炼狱’里去当烤肉罢了。

很多人要来质问我，没有‘普世’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支撑，美国能在经济上成为巨无霸吗？这个结论，有它‘存在即合理’的一面，但是也还是有漏洞。比如我们如果回到唐朝，对比大唐盛世和周围的藩邦蛮夷，你一定会得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唐朝的政治制度，伦理价值是这个世界的普世价值观。结果呢？同样的制度却让中国人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每况愈下。

现在，美国的建立在消费和透支的基础上的经济形态，难道不是正在显示出疲态吗？就像半导体中的摩尔定理，总是在持续的疯狂之后要有所收敛，并且最终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如果，美国人不停止对于未来的疯狂攫取，依然故我地浪费有限的资源，那么离开真正的大衰退就不会太远了。所以，我越来越坚信，东方人内敛节制中庸的价值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形态和生存方式，才是拯救这个世界得以持续发展的最后一根稻草。

再谈一谈自由

2004年09月14日

既然费了半天劲儿批判了一下言论自由，咱们不妨再来谈一谈‘自由’。

在英文里，与中文‘自由’相对应的名词大致有三个：Liberty，Freedom 和 License. 这三个词都有不受限制地思想或者行动的意思，但是语义上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Liberty 可以说是Liberalism（自由主义）的基础，而后者强调人性善，社会进化，个人主义，再极端一点的就开始玩‘无政府主义’了。License作自由讲的时候略带贬义，有不负责任的意味。Freedom的使用最为普遍，也同大多数人所使用的中文的‘自由’最为接近，而Freedom的潜台词就是responsibility（责任），这一点上与License是对立的。

一提‘自由’，就会集中在‘不受限制’这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上。什么叫做‘不受限制’？我们说了，自由（Freedom）的潜台词就是负责，而这里的责任就是对自由的基本限制嘛，怎么能叫作‘不受（任何）限制’呢？所以，通俗一点讲，自由的定义应该是“思想或者行为不受某些‘具体的’限制”。而这些‘具体的’限制可以是客观的自然规律，也可以是人为的道德约束。

前些天，有位蟀哥在这里高喊‘自由是天赋人权，只存在有和无的问题，不存在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这里的一班‘右派’们竟然没有一个指出其基本概念的错误，反而如饮二锅头般地大声叫好。说说看，你们怎么对得起‘右派’的光荣称号？

‘不自由’才是与生俱来的。换句话说，那些限制才是人诞生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存在的，并且是维持整个人类社会繁衍运转的前提条件。比如‘万有引力’约束着你一生下来就往下掉在地上，而不是飞上天去，你没有因此而抱怨缺少‘自由’。人间的基本伦理要求父母亲抚育自己的儿女，而儿女也必须尊重父母，虽然很多青春期的你也曾抱怨过父母的独裁，可是当你为人父母的时候，你终于会体会到给少不更事的儿女们毫无约束的‘自由’将是何等地灾难。上街，你得尊重交通规则，不然就会吃罚单，为什么？因为你不负责任的‘自由’将导致别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你因此而受罚。说到底，这是说一个道德问题。同样地，在政治的范畴里，从古到今，就有法律来约束人与人的关系，身为社会的一分子，你只拥有法律为你定义的‘自由’，违法者，就要遭到国家机器的惩处。当法律所定义的约束不再为公众所接受的时候，或者是战争，或者是改良，而最终的结果不过是新的法律约束。

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在对客观世界（自然和人类社会）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自然规律和道德法律）的约束而行为。当然，这个客观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律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如果人天生下来就能‘自由’，那还要过下面的那一辈子干什么？

是的，上面的一段中的‘自由’的确和很多人心目中的天赋人权不是一个概念，但是每每看到有些人从天赋人权的‘自由’里引申出一大堆爱干啥就干啥的豪情，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同情和忧虑。

小议言论自由

民主社会，一个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或者说幌子，就是‘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即人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并且有选择表达方式的自由。

从这一点来说，天下论坛比起国内的论坛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比如强国论坛，你递上一个贴，需要经过网管认证，过不了关，根本无缘面世，可谓不自由也。

然而自由的天下论坛果真给每一个愿意参与的人同样的机会，同样的音量么？当然不是。比如一个帖子如果被坛主看中，就有机会被放到导读上，这样一来，能看到的人数就会猛涨。如果再放到首页上，那点击数就更为可观。能否导读，显然是完全不同的音量。

有人会说，你的贴子能否被推荐，关键要看它质量如何。这话我基本同意，好位子有限，当然得把好文章放上去。可是，各位再看看导读上贴子的质量，就知道质量其实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有些人胡乱地转一篇，或者文理不通地喷上个千儿八百拜，就堂而皇之地导读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关键呢？1、利益。天坛必须按照给天坛出资的人的口味来舆论导向，不然就是砸自己的饭碗。2、是否和坛主的理念一致，说白了，还是利益，因为坛主是参照第一条被选出来的。所以，如果一个坛民要提高自己的音量，最佳的方法并不是提高贴子的质量，而是让贴子符合坛子里有特别权限的人口味。你如果能和他们建立特殊的私人关系，就更简单了。为什么当初老狐狸负气出走呢？无非是得不到当时坛主的青睐，为什么左要罢坛？还是一个道理。现如今老狐狸当了还乡团，风光无限，我敢说，要是换了上官来当斑竹，丫还得蹽。

到了现实社会里，这些原则同样适用。要发声，必须有管道(媒体)。要建造管道就得有资金，而出资金的人有是个人利益的，不符合这个利益的言论就很难从这个管道里播放出去。所以最终，人们从一个管道里听到的声音，总是有限的、片面的。当然，有人会说，在民主社会里，没有人阻止你开办自己的媒体么，而且各种媒体的声音也是不同的么。问一问自己的良心，开办自己的媒体真的很简单么？那背后没有白花花的银子能玩得转么？

有人也许要说，西方国家的媒体，也有个生存的问题，你老播送老百姓不爱看的东西就得歇菜，所以，是民意在左右媒体的声音。这个说法看似有一点儿道理，可如果好莱坞再开一个频道宣扬共产主义，其他大片照常，生存不应该是问题吧。为什么不见有这个动静呢？原因就在于，能够攒够了钱涉足媒体业的人们，在大是大非上都出奇地一致。所以，你在北美大陆的主流媒体上能‘自由’听到的声音绝对是有限的，片面的。而这一切，都在言论自由的大旗下合法地发生着，更加具有欺骗性。要说美国人被洗脑洗得不轻还真的不完全是夸张。

真正的言论自由，必须保障媒体不为一部分人的利益所左右，而要保证各种的声音‘自由’发声，就必须保证管道的音量不能由发言人的资金量来决定。各位不妨看看当今世界，哪里有真正言论自由？

写这篇短文，并不是要证明共产党中国比美国更言论自由，只是想寒碜一下上当受骗，并且还在继续当托儿的人们。

六四，中国人不得不迈的坎儿

2004年06月03日

‘六四’过去十五年了，十五年时间一个人从婴儿长大成人，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可是对于那场自己曾经身陷其中的民主运动，我却至今仍然充满了疑惑。听到、看到的是各执一辞的观点，是各式各样的传说，身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你甚至不敢完全相信那些照片的真实。也许，当历史把镜头拉远，当恩怨随着时间消散，终于有一天，人们会象现在评说秦皇汉武一样，用不着顾忌，也用不着刻意隐瞒或者夸张什么。那时我们将会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判，但那时的评判也就变得无关痛痒从而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所以，人们总是忍不住要跟时间赛跑，希望借以影响不是很远的未来。

即便是经历了文革和各种各样的运动，在六四之前，让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公开甚至私底下喊‘打倒共产党’ 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在89的游行队伍里，甚至是5.19戒严之后，有人尝试着启蒙这个，但基本上都惨遭失败。然而，64的枪声改变了这个基本的局面，很多中国人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开始动摇了关于共产党的神话。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共产党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代表一部分中国人利益的政党。共产党为了跟国民党争夺天下，扮演民主斗士的角色；共产党为了保卫自己的红色政权，同样会不惜向反对派动用武力。消灭对方肉体这种原始而野蛮的方式，并没有随着文明的兴起而丧失存在的意义。

可是有人还是不理解，共产党是在向希望帮助国家走向民主，消灭腐败的平民和学生开的枪啊！这是许许多多经历了那个不平凡的春天的普通中国人的判断，但却不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人的判断。在他们眼里，至少从5.19开始，广场上学生和市民就是被试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敌对势力绑架的人质。其实，共产党并不希望把枪口对准普通学生和市民，因为这必然造成‘人们的觉醒’，直接伤害到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共产党也远远没有残暴到有些人说的彻底丧失理智的地步，那些血流成河的渲染显然并没有充分的根据，尽管按照当时的力量对比，共产党要想制造比六四更大的惨案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问题是，共产党绝不会在自己还牢牢控制着国家机器的时候，轻易地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在当时的情势下，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果不快刀斩乱麻，象苏联解体那样的政治坍塌可能就在眼前。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实际上是在维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安全性之间作着痛苦的抉择。

而与此同时，广场上的、广场外的民主斗士们，孤注一掷地作出了通过流血让人民觉醒，从而令中共政权丧失合法性的选择。他们即便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深谋远虑，但从每一轮推波助澜的攻势中，人们还是隐约看到了所谓运动完全是‘自发性的’这个神话的破产。到了最后，广场上的同学和市民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成了被绑在同一辆战车上的人体盾牌。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对自己崇高信仰的泄渎，但善良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由于当时毫无妥协的斗争，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甚至倒退。

有人问：为什么政府不可以让步？我想妥协的前题是最根本的利益底线没有受到威胁，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民主踩到了共产党的尾巴上，或者至少让它有了生存之虞吧。为什么学生和市民应该妥协？因为这是基于实力对比的合理选择，即便是从留得青山在的古训上，退让也是当时最理想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深为当时广场上最后的指挥者的理性而折服。当然，对于那些早就准备好后路的人这或许就另当别论了。

血，流过了。但是，教训却仿佛远远没有被记取。至今，很多人仍然出于各种各样充分的理由试图毫不妥协地彻底推翻共产党政权。我可以同情失去亲人的仇恨，但是却无法认同继续丧失理智的幼稚。

与共产党中的进步势力合作，是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中国民主化最可行，代价最低的道路。共产党中的温和势力随着老人的逝去正在逐步成为主体。随着民间经济实力的增长，随着人民自主意识的增长，即使是从自身的生存角度考虑，稍有远见的共产党人也有充分的意愿逐步把自己政权依赖的对象由少数特权阶层转化为城市平民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而一旦这样做，逐步放宽控制就是无可避免的结果。如此在潜移默化中把中共这个已经不再神圣的铁板一块的招牌换成一些公开的彼此制约的利益集团应该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吧。而那些主张无情斗争，甚至叫嚣要屠杀支持共产党的中国人的狂人，大概除了自己意淫泄愤，就是对中国崛起深深的恐惧了。

中国人必须逐步学会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重大的利益纠纷，不然就永远难以迈过六四这道坎儿，六四的血也就白流了。而一旦我们勇敢地迈过这道坎儿，一旦全体中国人能够把内部的仇恨和纷争放下，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同心协力地奋斗，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中华民族的神圣复兴吗？

谁在反毛?

毛的敌人是些什么人？
(1)国民党遗老，杀父之仇，切肤之痛。
(2)国际反共势利及其附庸，对于敢於挑战他们霸权的共产党理应斩草除根。
(3)台独、藏独，他们基本上是因为反共而反毛，因为中共是他们达到目的的最大阻碍。
(4)历次运动的受害人，无辜的，罪有应得的。
(5)民主人士，这当中有属于(4)类的老右派们，也有64的后起之秀，有主张和平演变的，也有倾向诉诸暴力的。
(6)共产党内部受毛排挤迫害者，这些人并不打算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但对于毛的痛恨并不比前者弱。
(7)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包括相当一部分以权换金的共产党干部，和以金换路的能人，因为他们害怕回到毛的路上去会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混合体，一个人能在生前和辞世之后仍然拥有如此众多且利益不同的敌人堪称世所罕见。这也正解释了有些人永远不明白的东西：为什么毛是世界级巨人。

毛之所以能树如此之多的敌人，是因为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和他的个人魅力在上个世纪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尤其是弱势的劳动者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共鸣。人民中国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奇迹般地站立起来，并且跟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盟主打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韩战，勒紧裤腰带搞出了两弹一星，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确立了属于自己的国际地位，改变了国际政治的生态环境。这场巨变的受益者众多，被剥夺者和利益受损者也大有人在。毛在搞经济上给人一种简单粗暴的感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把全中国折腾得七荤八素，而毛后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更是伤害了一大批本来完全不必要伤害的人。无论初衷如何，损失的时间和机会已经无可挽回。

毛的实践，尤其是后期被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试图彻底砸烂旧制度的理想完全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而他的敌人远比想象中的要强大。比较客观地说，毛希望自己一手建立的人民共和国能够强大，但他却拿不出一个能够运转良好的新制度来实现这一点。毛的逝去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弱势民族的觉醒却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挡的，人类终将按照应有的逻辑，跨越毛这段不成功的实践，也跨越毛的敌人，走向理想中的世界大同。

关于平等（四）

1、俺说要“缩小人与人的差异” 并非要彻底消除人个体之间的差异。人全都跟造币厂里出来的硬币一样互相雷同，这个社会一定是毫无生机的死水一潭。一个音乐家和一个医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如何衡量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里面有一个不同质的劳动在交换时的价值汇率问题。当社会中人的素质在总体上差异有实质性的差异时，这个汇率就可以被一部分人控制，从而形成不公平的交换。相反，劳动的交换就可能更加如实地反映合理的价值。

举一个例子，清洁工是一个公认的低工资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劳动简单，而能胜任的人也多。如果大家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必须依靠从事这种简单劳动为生的人就减少了。这个时候，清洁工职位的供需局面就会发生变化，工资就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当然，或许未来人类将完全用机器人来从事这类简单劳动，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给清洁工低工资的理由。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教育不仅仅是人类的未来，而且是平等的催化剂的原因。


2、平均主义的低效性也是有前提的。

我举一个例子，几个人一起创业。某甲的贡献最大，是否理应某甲获得最丰厚的回报呢？应该，但是某甲却如此考虑问题：如果来个平均主义，给相对贡献小一点的人一些物质刺激，可以保证整个团队的稳定，从而创造更高的效益。相反，如果某甲理所当然地拿走了“大头” ，其余的兄弟一气之下散伙走人，某甲连自己的利益都可能不保。

这个平均主义要WORK，前提还是大家差别不太大。如果乙、丙、丁只是某甲可以轻易找到替换的帮手，根本影响不到大局，某甲根本不可能考虑上述选项。但如果他们各自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某甲的选择就有了合理性。

所以人在总体上的素质差异缩小了，平均主义确实是有经济学意义的。因为过度的不公必然造成激烈的、破坏性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受过较好教育，收入较高的白领中产阶级拯救了资本主义。如果还延续过去原始积累时对工人的剥削，资本主义早就垮了。

左派右派和社会进步

2004年03月03日

正统的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在于：在思想上，左派是理想主义者，右派是现实主义者。在行动上，左派是现实主义者，右派是保守主义者。所以，真正的左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而右派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这两者的互动保证了社会以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向前发展。极左派试图把理想直接嫁接到现实中来，因而多以失败而终。极右派试图阻止社会进步，最终也必将被扫地出门。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是缓慢的曲折的，但是却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喜恶为转移的。所谓不变的东西只有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真假、善恶、美丑。具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都是随着时间在演变的。比如地球饶太阳转曾经是假的，现在却成了真理；又比如离婚、堕胎都曾经是不为社会接受的丑恶现象，可现在却是社会(比较)普遍认可的行为。而对于美和丑如果有谁说唐朝和现在的标准是一样的，俺就跟谁急。

有的时候，尽管某些演化从长远讲是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但演变如果太剧烈，会因为无法得到民众的普遍接受而造成社会动荡、令社会秩序失稳，从而走向失败。所以，俺曾经提过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社会制度？俺认为，好的制度就是能够引导社会向进步的方向发展，同时又能够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的制度。这个制度应该适应现有的社会秩序、风俗习惯，同时略微超前一点，让人感觉有改进，值得期待，但又改进得不是那么难以接受，难以适应。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社会就能逐步适应新的秩序。

这社会制度就象是计算软件，已经有了庞大的用户群，你就不能只讲技术先进而不问向下兼容。有的时候，向下兼容才是决定一个产品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而技术先进则是长远上一个产品不被淘汰的保障。这一点，我想比尔盖茨肯定深有体会。

所以，左派就是那帮富于理想，甚至不顾钱途的LINUX斗士；而右派则是利益既得的WINDOWS。WINDOWS不会轻易拱手让出统治地位，却也不得不接受很多LINUX的先进理念，不断改进自己。LINUX一直处於劣势，但却是上升的劣势。两者的较量，最终将为客户提供最有价值的选择。

关于平等(三)

前面讲到平等是‘求同存异’的结果。随着社会的进步，平民阶层的逐步强大，制度化的、以血统来区分个人身份的不平等慢慢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根据，道德和法律转而承认个体‘政治地位’的平等，同时为地位平等的公民提供‘机会平等’的保障。

不要忘记，无论是基督教的‘在神面前人人平等’或者是作为现代政治制度基本原则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是用很多人的鲜血换来的。这其中，新兴的资产阶级正是推动西方政治权利从教庭和贵族向平民转移的主导力量。政治地位平等，机会平等，意味着公民有机会通过个人奋斗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不再被自己的血统永久地固定在某一个社会等级上。换句话说，人获得了追求个人幸福和价值的权利。

那么，这项写在法律中的神圣的平等权利是否给全体公民带来了幸福生活呢？情况似乎远没有极力鼓吹自由平等的人们所许诺的那么完美。人们看到的是社会财富在这种‘机会平等’的幌子下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社会经济定期出现以‘生产过剩’和‘消费能力不足’为标志的危机。

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资源向富有者倾斜，比如社会舆论新闻传播媒体的控制权，甚至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都不是穷人轻易玩得起的游戏。富有者通过手中的资源影响政治权力的分配，并且从中获取特殊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从本质上抑制了个人奋斗的价值。虽然也有少数人从社会底层挣扎出来的例子，但却难有普遍性的意义。

正是在这种条件之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以一种更加彻底的平等观出现在世人面前。共产主义的平等观要求赋予全体公民平等的‘经济地位’。马克思认定私有财产的存在是一切不平等的丛林法则的根源，正是对于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导致了经济危机。所以，马克思提出用社会财富公有制度取代‘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度。公有制度，并不可能保证社会财富的绝对平均分配，但是却消除了个人以财产本身牟取不合理利益的可能性。然而，放弃了对于积累财富的美好憧憬，还用什么来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呢？这一点，马恩其实也看到了，所以提高了共产主义的门槛：当社会财富足以保障人们无需再为生计操劳的时候，人追逐物质利益的迫切需要就逐步减弱了；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消灭私有制度、消灭剥削才有合理性。

资本主义制度在‘共产主义学说’诞生之后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正是在回应共产主义的挑战。完善全民教育体系，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待遇改善劳资关系，用证券市场分散企业的所有权，用法律等手段限制市场的垄断行为，政治司法的进一步公开透明化，等等。所有的这一切最终都是在指向一个目标：改善社会中大多数公民的经济处境，让平等的‘机会’ 从虚幻的口号变成实际的结果。

有人说，共产主义过时了，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倒是深刻地表明这一点：简单地通过剥夺富有者的财产并不能为‘无产阶级’争取到经济地位的平等，而只能造就另外一些不劳而获的特权阶层。当一个社会中的所谓‘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时候，‘经济地位’的平等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了。而只有实现了经济地位的平等，更高层次上的个人在价值意义上的平等才有实际的意义。

最后，喊一句口号：全世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

关于平等(二)

前面我们区分了‘平等’和‘公平’这两个概念。公平就是合理，符合道德规范。而平等则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观念本身。那么平等是怎样的一个观念呢？说白了就是要求一致，不加区别地对待所有个体。

有人又不干了，“你这是把平等和平均划等号嘛。每个具体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不是在抹杀个性么？” 其实这正问到了问题的本质所在。归根结底，平等就是‘求同存异’的结果。平等从来就不是没有条件的，任何个人都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才能参加这个俱乐部。

比如基督教讲‘在神面前人人平等’，说的是作为上帝造物的人，最终都要面对上帝，接受审判，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怎么才能逃过这一劫呢？除非你不是‘人’，因为上帝还没有启示过他准备审判动物、植物和矿物。反过来说，你必须首先是人，才有资格享受这个被审判的平等权利。那么什么是‘人’呢？按照基督教的定义就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的，因为偷吃了智慧果而有原罪的动物。如果有一天一个长相和人相同的机器人也有了是非感和羞耻感，我想他应该也可以享此权利。

又比如被现代政治制度视为金科玉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面的条件就要相对苛刻不少。这法律通常是指具体一个国家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典章制度，而这里的‘人’当然首先必须是这个国家的法律所适用的自然人。同在美国，公民、合法长期居留者以及非法移民的权利显然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否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对於不同身份者享有不同权利的界定是在美国法律的内部，而法律所适用的人在这部法律面前理论上仍然是‘平等’的。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如果个体之间‘相同’的属性越多，‘平等’的内涵就可能越丰富，而适用对象的范围却会因此变窄。反过来，‘平等’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可以在它的内部附加对个体资格的限定条件，换句话说就是把‘不平等’制度化；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减少平等的内涵。比如，公民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其他人没有，这就是制度化的不平等；而所有人都有基本的‘人权’，这就要空泛得多了。

现代政治制度是以‘平等’为卖点的，但是然制度化的不平等仍然随处可见，这里面既有历史的沉积，又与道德法律所维护的秩序不可分割的联系。比如，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在美国出生的公民才能竞选总统，这种制度上对出生地的区分在今天似乎没有多少合理性。而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宪法里规定只有本国公民才有资格担任政府首脑，这是维护国家制度的必然要求。如果有一天国家制度本身消失了，那么公民这个概念也或者要随之消失，或者被赋予新的内涵。

既然个体都是有个性的、不同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撑起平等的虎皮呢？强调平等，就是在强调个体之间的共性。王侯将相和平民百姓有巨大的不同，那么他们的共性在哪里？在于他们都是‘人’，都要吃喝拉撒，都要传宗接代，都有希望改善自己生存环境，追求幸福的愿望。这与每一个人具体属于哪个地域、种族、家族是无关的，而这些就构成了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基本的人权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中都是被严重抑制的，原因就在于有些人甚至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完全掌握在另一些人手中。

随着平民百姓力量的逐步壮大，过去没有或者只有很少财产的逐步积累了财富，于是法律只对少数人提供产权保护的特权就受到了挑战。经过流血的不流血的抗争，特权逐步被一般性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替代。作为经济活动的延伸，平民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也必然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而逐步提高。这时，道德、法律内部很多制度化的不平等就失去了合理性。换句话说，道德和法律逐步抛弃了其中制度化的对于个人身份的区分，从而承认个体‘地位’上的平等，同时也为地位平等的人们提供‘机会’上的平等。这才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本质所在。

未完，下一节，谈事实平等。

关于平等(一)

有人质疑共产主义的平等观：‘让懒惰的人和勤劳的人享受同样的劳动果实平等不平等？’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把 ‘平等’ 和‘公平’ 这两个概念区分一下。公平的同义词应该是合理。要合的这个 ‘理’ 就是众人共同认可的一种观念或者价值观。而‘平等’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具体的观念本身，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说的是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违法，以及应该如何适用法律时，不区别对待不同身份的个人。

这里的价值观与 ‘道德’ 是同义词，是指人类为了维护特定的社会秩序而形成的行为规范。从一个给定的道德体系内部是无法回答它自身是否合理这个问题的，比如要回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合理吗？” 就必须重新定义一下这个‘理’到底是什么。因此，上面那个问题应该这样问：‘让懒惰的人和勤劳的人享受同样的劳动果实公平合理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乍一看显然的，当然不合理，但仔细想来，不合了什么理呢？

还是举一个例子，一船人在海上遇了难，唯一的出路是大家同舟共济奋力求生。可是船上所剩的淡水不多了，这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把水平均地分给所有的船员，二是谁有力气、出力大谁多分。按照上述‘显然的’逻辑，后者是‘合理’的选择。结果分到水少的体弱者渴死了，剩下的强者也因为失去了同伴的帮助而最终无法得救。这时候，不‘合理’的平均主义倒可能救下一船人的性命。从这个最终结果来看，到底哪个选择合理呢？在某些具体的例子中，我们甚至会看到是‘弱者’得到优先照顾的情况，这就更加说明人性中并非只有弱肉强食的本能，也有救助弱者的道义光辉。以人本恶来为私有制度的合理性辩护是在片面地强调‘丛林法则’。有人又要质疑：“我说的‘懒惰’并不是非简单地对应‘弱者’，‘勤劳’也并非一定是‘强者’，恃强凌弱不合理，奖勤罚懒还能不合理么？”

当一个社会处于个人为了生存根本没有资格懒惰的状态，懒惰就是对个人和整个社会最好的惩罚：丧失生存延续的权力，这个时候还用得著‘奖勤罚懒’ 吗？相反地，当一个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充分，人的道德水准空前提高的时候，再用来‘奖勤罚懒’ 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同样会变得毫无意义。

很多人恐怕还是难以认同：“‘物质财富极大充分，道德水准空前提高’根本就是乌托邦嘛。”

这两句话所阐述的状态的确实是理想不是现实，但问题要从发展的眼光去看。退回两百年去，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当代的信息社会，我们今天所创造和拥有的物质、精神财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人类社会以目前这种近似于几何级数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尽管存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这个硬性的限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仍然是难以限量的。

有些人也许可以接受社会发展的事实，但还是疑虑重重：“有了丰富的物质财富，道德水平就提高了？我看到的是很多为富不仁的例子呢。”

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在中产阶级比较壮大的社区中犯罪率相对较低是事实吧。人真的富裕到一定的程度，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普遍处于一种趋于饱和的状态，转而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有人说，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可是如果给你提前退休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和服务，让你从今天开始作义工你干不干？我想，很大一部分人，至少我一定会给一个肯定的回答。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於那个前提条件，如果那个条件足够好，人的贪婪是可以被充分抑制的。

好了，现在我来正面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奖勤罚懒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但具体的社会发展状况也有让这根杠杆失灵的时候，这时，这个问题本身就失去了意义。那么什么时候它会失灵呢？或者是社会生产极度落后，或者是社会生产高度发达的时候。如果撇开如何实现后者的途径不谈，后者的社会状况就是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正是基于此，共产主义的平等观才有了是‘合理’的。

未完，下一节，谈机会平等、地位平等和事实平等。

嘴上的道德

2004年02月07日

有些人大讲仁义道德。仿佛把道德观念往墙壁上一挂，这社会立刻就水清人净了。其实离开真正让道德居住在人们心中，并且体现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之中，这不知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所谓道德，并非只是看你说些什么，而是看你做些什么。

基督教在这一点上带了个坏头。说什么因信称义，只要信就得救，标准太低，整个一鼓励道貌岸然，难怪鱼龙混杂。当然，有很多基督徒并没有停止在嘴上，而是把圣经的教导行在日常，这才是值得推崇的正道。相反，象保罗·尚里 (Father Paul Shanley) 之流的恋童癖牧师，人们就只好称之为‘披着羊皮的狼’了。想当初人在庙堂中赞美上帝的仁爱公益时，想必也是同样的大义凛然。

又比如一些西方右派，似乎操守很好的样子，痛骂共产党人共妻，甚至连堕胎也不行，可是，风月场所或者其他偷鸡摸狗的事情，他们哪件真正脱得了干系？

又比如咱们中国文化讲究长幼尊卑，上上下下的辈份和位置。这原本呢是对年长者、圣人所做贡献的一种肯定。可后来呢，变成了对位置的崇拜。这本身就颠倒了本末。有人意欲突破这种身份的禁锢，於是就有道学家出来指指点点，曰禽兽不如！试问这尊卑之分，果真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么？那些敢于和旧礼教分廷抗礼的禽兽，在家中反倒有可能是一个尊重长辈的孝子贤孙；而道学家里敢向老妈挥几把老拳的大概也不只是一小挫。

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更重要的也是个人对自己的约束力。光靠嘴上的道德批判，约束不了别人，靠自己的行动，反倒是更能感染一些人。

话又说到爱国，有些人连祖国的认同感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来评判别人的认同感呢？当然，有了认同感，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为自己所认同的祖国做一点工作，哪怕只是为一个失学的穷孩子每个月贡献一点个人收入的零头。从今天起就发一个重誓：俺要是发了财，一定去捐一个希望小学。

嘴上的话，积少成多最终大多成了废话笑柄。而行动，积少成多，最终却能愚公移山，滴水穿石。

再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地层还是地图？

有些人很明白么，说什么所有人类认识全是IDEA，这就叫IDEALISM吗？

所谓唯心主义，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源。

唯心主义可以大致地分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认为本源在于认识者的内心。

客观唯心主义认为本源在于独立于认识者的‘绝对精神’。

主观唯心主义因为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所以比较容易戳穿。你要是觉得自己撒手人寰宇宙便不存在了，或者你要是认定自己的精神是不死的，这是你的自由，不过，既然如此，何不来个乾坤大挪移让大家开开眼界呢？

客观唯心主义比较隐蔽，定义一个神来作为‘第一因’，然后扑伏在神的脚下，企图表明自己的谦卑。其实呢，还是放不下精神的架子，仿佛没有了目的，世界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神又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种是宗教意义上的，有位格的神，关心人的生前后事；第二种是没有位格的神，不关心人事。这后一种通常被称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中的神，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内涵的概念，因为只要你往里面放具体的内容，它就不再‘绝对’了。

如果你不定义这个‘神’或者认为没有必要用‘绝对精神’这个没有实质内涵的概念来作为‘第一因’，你就成了唯物主义者。

唯物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唯物主义者太‘谦卑’了，认为精神不过是物质的异化，甚至精神现象本身也可以用物理、化学、生物学来解释。因此，唯物主义者谈论精神、道德似乎给人一种无力的感觉，另外唯物主义者不关心死亡之后的一切，以至於让人感觉没有盼头。

其实，唯物主义也讲认识论，讲精神对物质世界的反作用，讲精神的延续和传播。当人的认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时，人的精神就达到了自由。但是，人是有限的，所以人的精神只能不断地逼近彻底的自由，而无法真正达到‘神’的绝对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