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万能”的神?

万能显然是指“无所不能”。不过，人类理性逻辑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悖论来阻止“无所不能”存在：万能的神能否造出一块自己不能举起来的石头呢？这个简单的悖论让神“能”也不是，“不能”也不是；因为“无所不能”在人的逻辑里本身就包含了自相矛盾。

有人说，这个悖论是人类逻辑的局限性造成的，正如同动物无法用它们的智慧完全理解人类的文明，人也同样无法完全理解神的境界，在神的层面上这个矛盾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这个解释看似不无道理，但它试图到人类智慧的极限之外去寻找答案，就又落入了自相矛盾的圈套：即便答案确实存在，人类理性却无从把握，对人而言还有意义可言么？

也有人说，神“能”造自己举不动的石头，但神有主动权不造这样的石头，只要神不能举起来的石头不存在，神就仍然是无所不能的。虽然很绕，但是给神圆了万能的面子。

那么，就回到人类理性的范畴之内再追问一步：神“能”死吗？很显然，政治正确的答案是神自有永有，无始无终，而死意味着终结，因此神“不能”死。但神的造物人却“能”死，是否可以说人也有神所“不能”呢？这一次，神可不是“主动”地选择了能死而不死，而是根据定义牠老人家就不能死。

循着这个方向查究，神还有很多“不能”：我们把“公益”加在牠身上，牠就“不能”有私欲；我们把“爱”等同于，牠的愤怒和暴虐就也被赋予了“爱”的内涵，换句话说，牠就“不能”恨了！我们痛恨同性恋，牠就“不能”同意同性婚姻！我们希望保有私人财产，牠就“不能”赞成共产主义！因为我们卑微的理性的局限，因为我们战战兢兢地去揣度神、定义神，最终不得不把牠拉下“无所不能”的神坛。

我想，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而出问题的一定是有限、自私、卑微的我们。

什么是无神论和自然神论？

很有一些教徒们认为无神论者是没有信仰的。很显然，这是出于一种“有信仰”者的盲目自信。之所以说这种自信盲目，是因为教徒们在什么是“无神论”都没有搞明白的情况下，就已经为别人定性了。

要回答什么是无神论，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神？

宗教意义上的神，是教徒们生前死后精神上的寄托，是信仰的最终指向。把“自有永有”、“创世”、“万能”、“公义”、“爱”之类的字眼加给神，无非是宗教在试图强化信仰的说服力和价值基础。对基督徒而言，耶稣受难的救赎，以及通过耶稣回到永生的期许是最直接的信仰价值；因此，基督教义需要把耶稣揉进“神”里去，从而创造了“三位一体”的概念（无论如何，这都是教会对神的一种猜度）。然而，一方面把耶稣的死描述成为人受难赎罪、慷慨悲壮，另一方面又把耶稣归为神；从本质上讲这里面有一个严重的矛盾：既然作为神的耶稣是不死的，那么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对耶稣而言难道不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吗？对于宗教而言，这个形式主义很重要，因为它帮助“神”走进了日常人的生活中。所以，宗教意义上的“神”是一位积极参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主（救世主）”。

基于上述理解，所谓“无神论”就是彻底否认存在一位“积极参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主”。无神论者并非没有信仰或者说自己的逻辑原点，他们的逻辑基础就是否认“主”的存在。因为摒弃了造物主的概念，对无神论者而言，宇宙本身就是自有永有的。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是不受“主”支配的人类自由意志，这样救世主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所谓“自然神论”是把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归结于“自然神”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自然神论者通常会否认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救世主”来特殊关照人类社会的宗教思维。在他们看来，造物主在造物之后就隐退了；一切的后续结果，都已经在最初的编码中决定了。人类社会无论从它的产生还是到整个文明的发展进程，都只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甚至绝非特殊的一部分。

“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在对宗教的态度上基本一致，都否认积极参与人类社会的“救世主”。在逻辑上，前者定义了宇宙第一因或者说造物主，即自然神；后者走得更彻底一点，把宗教神学的情怀彻底抛弃了。

敢于正视现实的人都会看到，生命之短暂相对于天地之久长实在太渺小了。因此，无论是宗教还是“自然神论”、“无神论”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价值问题：人的生命，或者说人类社会存在的意义何在？一谈到意义或者价值，人们很容易试图去绑定无限和崇高。宗教为宇宙定义了造物主，为人的困惑定义了救世主；因此生命就是在主的引领之下回到主的天堂去荣耀主的旅程。自然神论认为生命过程原本就是造物主最初设计稿的组成部分，因此生命无非是在按照最初的设计实现整个设计价值的过程。而无神论则认为生命和社会存在是宇宙演化的一部分，就像整个链条上的一环那样是独特而且无可替代的。

既然生命有限，那么“无限”的价值便是生命无法承受之重；既然谦卑，就不要总和“永恒”去攀亲论故。所以，存在的意义就在它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无神论和自然神论也有着相当的共识。

有限的人凭什么揣度无限的神？

无非是一种“选民”的意淫的优越感在作怪。

表面上是对“神”无限的谦卑，说到底是觉得自己因为“信”而（似乎）获得了神所应许的“无限”，所以飘飘然地盛气凌人。这是很多基督徒令人哑然的原因。

当我们追问：人凭什么会受到神的特殊眷顾？在茫茫的宇宙深处，有机会达到人类文明的星球似乎绝不只地球一颗，相对于宇宙的广袤，人的价值难道不是零么？基督徒们回答：“人不可揣度神，神爱世人，人是神特殊的造物”。这句话本身难道不是苍白地在“揣度”神？信了其他宗教的人，也一样有自己特殊的，和他们的“主”挂钩的价值吧，凭什么基督徒们的揣度能比别人的揣度更接近真理呢？

用有限去揣度无限，从概率论的角度而言，达到真理的概率是零！

所以，既然谦卑了，就要谦卑到底！有限就是有限，有限的价值是相对于有限而言的。比如博尔特跑了9.58秒，和光速比差远了，但是博尔特的记录在人类的体育历史中有着巨大的“相对”价值。人的伟大，不在于他有任何机会能达到无限，而在于他能够不断地改善自己，提高自己，接近真理。因此，人的价值完全存在于人类文明的过程之中，永远是一种相对的价值。

无限真的很美好吗？无论在哪里，永生就意味着时间是毫无意义的，就意味着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和你昨天的、明天的作为完全没有可比性，完全没有比较的意义。这一点，稍微有些“人类理性”的都应该明白。难道，这就是我们仰望神，期待得到的“价值”吗？

Achilles: “Gods envy us. They envy us because we are mortal, ‘cause any moment might be our last. Everything is more beautiful because we are doomed. You will never be livelier than you are now. We will never be here again. ”

文明的时间之旅

这两天接连看了几部貌似互不相干的电影：《历游宇宙边缘》（Journey to the Edge of the Universe）、《撕裂的末日》（Equilibrium）、和《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它们让我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这个问题：人类究竟靠着什么在延续着这个星球上的文明？

当我们仰望天空，所见到的绝不仅仅是当前的状态，而是历史！因为信息的转播速度在现有人类智力所能领悟的四维时空体系中有光速这个上限。太阳的光芒是8分钟之前发出的；而宇宙的边缘，135亿光年之外，对我们而言是135亿年前大爆炸的遗迹。我们所观察的是历史的影像，除非宇宙中真有所谓时空隧道或者另外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维度。

在银河系中，我们尚能依稀地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但相对整个宇宙的尺度，谈论我们所处的位置几乎有些无关紧要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如此的渺小和卑微，宛如大海深处的一滴水；而我们所信守的价值观、伦理道德与我们身外如此庞大的时空尺度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我们穿梭于生老病死的忙碌之时，那些遥远的、宏伟的、剧烈的星际天相，是否果真只是所谓背景中的噪音呢？

在银河系中，我们尚能依稀地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但相对整个宇宙的尺度，谈论我们所处的位置几乎有些无关紧要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如此的渺小和卑微，宛如大海深处的一滴水；而我们所信守的价值观、伦理道德与我们身外如此庞大的时空尺度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我们穿梭于生老病死的忙碌之时，那些遥远的、宏伟的、剧烈的星际天相，是否果真只是所谓背景中的噪音呢？

在《帝国的毁灭》中，德国军人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和“纯粹种族”的理念出生入死；在《撕裂的末日》中，人们每天注射特殊的药水，为的是忽略自己的“感觉”，绝对服从“Father” 的意志。在人类的历史中，不断重复上演的是威权和个人自由的冲突。一方面，威权非常容易恶性膨胀，置个体于一部大机器中零件的地位，丧失了鲜活的灵性；另一方面，对个体而言，遵循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处事原则又是生命得以正常延续的前提。那么在威权和个体自由之间究竟需要怎样的权衡？

我们无关紧要、微不足道，但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其中（宇宙）的一部分。构成我们身体的氢、碳、氮、氧原子都是135亿年前大爆炸那一刻所迸发出的碎屑或者说后果。从源头上讲，我们都是经历者，来自共同的原点，有共同的“背景”。很久之后，“我们”或许又会在强大的引力之下，重新回到下一轮光荣的原点去。因此，无论如何卑微，我们都是这幅宏伟画卷的一部分，并且是其中富有生机、充满想象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正是催促我们仰望星空，去认知宇宙的根本动力：因为认识宇宙就是在了解自己的历史！以宗教的语言来说：神造了我们，也赋予我们一部分神性，我们向神所追问的正是神性的内涵和外延，而最终我们会循着神的道路，重新回到神那里去。宗教之所以赋予“神”人格，无非是想避免人类对久远历史和未来的忽视，把整个时间轴压缩到可以与生命的长度相提并论的水平。

回过头来再看人类的文明，构成每一个人身体的DNA、蛋白质分子都是太阳系中一个叫地球的行星上生命演化过程的一部分。我们曾经是原始海洋中的海藻，曾经是三叶虫，曾经是爬行类，曾经是在草原上和其他野兽竞逐的原始人。我们的经历深深地烙印在基因里，以至于我们的后代，刚刚出生的婴儿都本能地知道，生存就是从自私中拿出很大的勇气去和别人合作的游戏。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迈出合作这决定性的一步，今天的我们不会和黑猩猩有多少差别。在荒蛮之中，我们的祖先被迫放弃一部分个人的“自由”而以合力去应对莽原上的竞争者。而当这种放弃最终被用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共同遵从的道德和法律制度，人类文明就开始了。与之相应的是用国家暴力维护的秩序，人与人之间尊卑等级。没有秩序的社会是野蛮的。

一个社会，当它片面地强调个人为了共同的价值观而牺牲，并且不惜用消灭敢于反抗的个体来达到一致的时候，威权就产生了。威权之下的一致是一种不稳定平衡。当一个帝国在威权之下欣欣向荣的时候，内部的矛盾会被暂时抑制。可是一旦帝国的发展遇到挫折，或者来自外部的强大竞争，矛盾就会迅速激化，秩序难以维系。

人是自私的动物，也是合作的动物，维系人类文明最简单的规则原本就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身体之内：生存需要社会秩序，而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我们都心肝情愿地放弃一部分“自由”来换取秩序；我们追逐安逸舒适，因此如果安逸舒适是勤劳诚信的结果，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勤劳诚信，反之懒惰欺诈就会大行其道。当谦卑、秩序、勤劳、诚信成为普通人的常识，人类社会就完全可以运转在这些最简单的常识之上。顺服大多数人内心的基本需要，就可以找到个体和集体之间最理想的权衡。这恐怕就是中国古代圣贤们所谓的“和谐社会”了。

太阳最终一定会熄灭，地球也会跟着回到死寂，或许最终一切都会回到那个“原点”去，那么地球上的文明即便“和谐”了，又有什么终极的价值可言呢？这个问题的确令人困惑。不过，既然时间本身就是宇宙的一个维度，那么过程就一定有它的价值。对于每个人有限的生命而言，和谐和尊严更是弥足珍贵。顺乎最大多数个体的需求，就是最大化社会的价值；最大化人类社会的价值，就是让宇宙一隅的文明之花开放得更加绚烂。尽管任何花朵都有凋谢的一刻，但它绽放出的美丽会永久地留存在历史的长河里，成为后来者祭奠的量度。

和小老板谈中国现状和民主展望

周末有闲，与一宝号掌柜聊中国之现状及民主展望。此公乃改革开放直接受益人，宝号业务蒸蒸日上。掌柜的虽未曾留洋，然饱读西人并海外学人们有关西方民主和经济理论之著作，面对一肚子洋墨水的欧阳老师，侃侃而谈毫无逊色。所聊甚欢，部落格之。

【中国现状和制度成本】

聊天是从中国现状开始的。小老板问：“欧阳兄怎么放着好好的美国中产不做，回来赶海龟的集啊？”

“主要还是认同现在老板的理念，看好公司能做大，有‘钱景’。如果一家公司有机会影响普通生意人做生意的方式，能参与把它搞大了，也是一种成就感。看来看去，觉得这样的机会在美国比在中国少多了，至少对我们这样的‘中产’是这样。”

“改变做生意的方式？没那么容易的，我们做生意还是要靠成天饭局和澡堂，给共产党暗地里交税才行，你们那一套也就是小打小闹的生意。”

“小打小闹的是很多，但是架不住多啊，多了就有能做大做强的。今年我们的数字很不错啊。”

“反正对我们的影响有限。”小老板的手机忽然响了：“喂，是李局啊，下星期的陪标的事情我已经和小张交代了，我们的方案......”

小老板放下手机，冲着我摇了摇头：“你看，一个月去陪了三个标，反正是去哄抬老共的出价。”

“无本得利的买卖啊。”

“我跟钱没有仇，不过，这个社会的制度成本确实太高了！那帮脑满肠肥的贪官污吏轻轻松松就从老子的口袋里榨出去那么多的税，也不知道都花到哪儿去了。”

“靠，没他们你也挣不了这么多吧！你看，你们几个串通一下去投标，不是把孝敬李局们的费用全拿回来了？”

“不瞒你说，欧阳，凭我的能力，要是在美国能混得更好！我每次去都特别欣赏那里简单纯净的空气。简单、纯净，这就是美国国父们的远见给美国人民留下的最好的礼物。你知道，做生意最需要的就是‘简单和纯净’！”

“不错，‘简单和纯净’，不过那是你以初来乍到者的眼光看到的。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局中人，看到的是美国人民越来越复杂。凭我的判断，你去了美国一定头破血流，你连交保护费到哪儿去交都不知道。所以，中国人到了美国，大多特守法，原因就是看不清门道。”

“没有空子可钻的地方不适合中国人的。”

“不是没有空子可钻，是你不知道空子在哪里。知道的，空子很多啊。”

小老板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制度成本还是要比中国低得多！我们现在出来混，全靠摆平‘关系’，美国没有这么复杂。”

“共产党架起那么庞大的官僚体系，让很多像你一样出来混的人都有机会拉上关系啊。如果说美国的制度成本比中国还低，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三十年中国的高速增长和美国制造的这场金融危机？”

“澳大利亚有个叫杨小凯的华人经济学家，很有名的。他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因为‘后发优势’，起点低，而且有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他说，这种后发优势也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制度问题很快就会持续不下去的。”

“所以，还得回到‘新教的文化传统’上来。”

“没错，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小老板眼睛里闪着光芒地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杨小凯逻辑里最简单直白的部分：效率其实和制度并不关联，和制度关联的是‘可持续性’。什么叫做‘可持续性’？三十年，你看过西方经济有三十年不衰退的吗？”

“中国改革开放也有起伏啊。”

“没错，但不是经济危机级别的。首先，既然‘起点低’，最重要的就是效率，不能迅速在总量上有质的提升，一切都是白扯。再说，制度是什么？制度是经济行为的结果。到什么时间说什么话，没到之前说了也白说。这就像韩战时你让志愿军全都美械装备，估计真不如那么土土地有战斗力！”

“不能这么说吧，志愿军伤亡多大啊？”

“战争史上，伤亡巨大的胜利比比皆是，赢才是硬道理。输了，还建什么‘制度’啊，给别人当孙子吧。你看看日本，说起来也是世界第二经济，人口素质高，制度也很‘先进’，可是给美国人当了孙子，就把命脉交在了美国人的手里，永无出头之日。反倒是共产党，愣是不在‘制度’上让步，现在发言权反倒越来越高。”

“...”小老板若有所思，但没够接话。

“我也同意后发优势的红利不可能吃太久。但是对中国而言，它的体量就决定了在封闭落后的时候它对外开放；而一旦它发展起来了，它自己就成了‘世界’，将会演化出它自己的制度让别人来追随。”

“什么制度？我没有看出来！”小老板很不以为然，“中国对世界在制度和创新上的贡献最近一两百年就几乎是空白，要指望共产党专制独裁贡献世人追随的新制度，完全不可能!”

【中国的民主和制度展望】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腾讯QQ，还有整个网游产业，中国是纯粹的后发吧？可是网游到了中国，发现原先按时计费的玩法还不如免费玩然后卖道具。结果，虚拟道具成了‘制度’。为什么呢？因为到了中国这个人口水平，可以做这个‘制度’的瓶颈会消失，它就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成了主流。别人不跟就是逆之者亡啊。你可能说不是制度而是商业模式，但所谓制度，其实就是经济运转的‘模式’。”

“你看到的是经济，还有更重要的部分，政治、文化层面的东西。”

“我就知道你憋不住会说这个。”

“还是要到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的高度才能把问题看透。”小老板眼睛里的光芒又回来了。“共产党一党专制是制度成本高的关键！”

“丫也是几百万人头落地才换来的今天，你想让丫拱手相让不靠谱吧？”

“看看，连欧阳都这么想问题，难怪有人说中国人就不配享受民主！”

“呵呵，欧阳在海外可是被骂作‘共狗’的。其实我回来和我的属下天天在说的都是‘个人主义’、‘ownership’，总得像只海龟吧，和这里的集体主义思想平衡一下。我一直都鼓励员工去自发地决定一些流程制度，效果也还不错啊。这样吧，你能不能在你的厂子里搞搞‘厂内民主’呢？”

“我是私人企业，搞‘厂内民主’不靠谱！不过我是个开明的老板，我们厂很注意给员工发言权的。不过你别说，这也是让我最生气的地方。我让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个个畏畏缩缩地不说话。可是一有个什么制度稍微放松一下，他们立刻就能把它利用到最大化。”

“你就直说嘛：他们素质太低，没法搞民主。”

“确实是素质太低，我不放心让他们‘民主’，估计搞个把月厂子就毁了。”

“那你放心他们出去投票选国家主席？”

“...”小老板似乎有所触动地顿了一顿，“但政治不同，政治背后有道德！”

“不要那么慷慨激昂，你就说是否放心你们厂的人去选国家主席？或者就市长、省长吧？”欧阳眼看着小老板入套，很有一些得意。

“说真的，美国的民主在建国初期也是有条件的，奴隶没有投票权、女人也没有的。”小老板终于开始说心里话了。

“是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也都一样。”

“所以，共产党就是没有魄力。丫要是有魄力就应该让所有每年纳税在10000元以上的人来投票选市长、省长、总统。这样的制度要比现在的独裁稳定得多！”小老板已经比较直白了，一万块的数字门槛虽然不高，但是在中国人口中也不算太低了。

“同意民主设门槛了？”

小老板看了看欧阳，好像发现自己有些过于坦率了，“现在中国真是落入了二难，国际大趋势是门槛在下降，奴隶、女人都有了投票权；但在中国，真要是让阿猫阿狗都民主，确实不太靠谱。”

“是啊，从数学或者决策论上讲，只有在每个agent都是极为渺小的时候才能通过一人一票的投票达到决策最优。合理的投票应该是不同能力的人有不同的权重，但后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如果要设门槛，门槛到底划在哪里？比如共产党也可以这么划：党员有投票权，鼓励资本家入党，呵呵！其实你现在就有机会啊，连热比娅都曾经是政协的嘛。只要有钱，买发言权还是有门路的嘛！”

“太难了，所以我判断中国没有希望能民主了，甚至经济发展也会停滞。”

“准备移民美国去体验简单和纯净的生活吧。但我敢保证你进了城，很快就会耐不住寂寞要回来！”

“...”

“以现在的人类社会现实，纯粹的民主从数学上讲是不可能最优的；而专制‘有可能最优’，但机会很渺茫。所以，什么是最合理的制度呢？最合理的制度就是不断变化适应新情况的制度，就是在民主和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制度。我为什么说西方人没有机会找到这个制度呢？因为西方人的逻辑思想是演绎的，他们总是先找‘原则’然后再推演一切。只有东方哲学归纳的态度，才能先放弃‘普世原则’，从实践中去归纳出‘和谐’来！这将是古老的中国文明给现代文明贡献的最重要的东西。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这种东方哲学的价值正在逐步彰显。”

“但是共产党还是霸占着坑啊。”

“它会改变的，一定会。”

从井上之蛙到井底之蛙

很多中国人在邓小平打开国门之后到西方国家去留学。走得越早的人，心理上的冲击越大。看到眼前西方国家发达、富足、自由的社会现实，很多人发自内心地认同原先囿于国内的自己是地地道道的“井底之蛙”，由此而激发出对西方文明由衷的向往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

这些看到了外面世界的中国人，我称之为“井上之蛙”，因为当年他们从闭锁的国门后面走出来，看见了一片全新的天空。能够成为井上之蛙，甚至于在今天仍然是很多中国人非常向往的人生轨迹。

陆陆续续出国的人们虽然都不得不去经历文化和生活形态变化的冲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差逐渐开始没有三十年前那么震撼了。他们在西方国家念书、就业、跳槽、升迁，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中产阶级的梦想走去。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几轮大选的民主熏陶，再加上形形色色的牧师志愿者不断地教化，很多人虽然不能算非常成功地融入了主流社会，至少应该说已经谙熟西方的人文精神，适应了井上之蛙的生活。

忽然有一天，井上之蛙们开始躁动，原因是回国探亲时居然发现当年一班老同学中论考试成绩根本排不上号的，现在居然开着比自己还好的SUV。有几个人悄悄地海龟了，虽然被晾在海滩上很受伤不得不仓惶撤回的也不少，但不久就传来某某某在国内创业成功的消息。

于是，传言开始了：国内就是一大妓院，成功男人没有不包二奶的，富婆寂寞了就整只小鸭。国内人际关系复杂，就是一厚黑酱缸，适应了西方“简单”人际关系的，根本没法生存。共产党专制，压榨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Blah，Blah，...

诚然，回国并不是所有海外华人最好的选择，但多年做井上之蛙的优越感，正在成为一些海外华人敢于、能够正视中国现实的高高的屏障。他们在揣度别人回国的动机和前提时，总是不忘“有绿卡吗”、“是公民吗”、“exit plan准备好了吗”，似乎那一纸绿卡或者一本护照才是有一天被共产党迫害时可以保命的救生圈。而事实上很多人对放弃当年梦寐以求的“身份”已经没有多少挣扎，反倒是那本紫红色的中国护照，却越来越有些“值得期待”的意味。

原先看到了外面世界的中国人，在外面的世界里呆久了，丧失了感知新鲜事物的敏感度，用深厚的偏见把自己包裹起来，围成一座深深的井壁，而自己坐在井底仍浑然不知。这个奇妙的圈子大概也是钱钟书先生围城的寓言吧。

没有逻辑的“逻辑”

有人在坛子里说移民，逻辑同学说：“如果不是中国有难，谁会移民？”

老师反问：“如果中国有难，为什么那么多人争先恐后地想回去？”

逻辑同学争辩：“回去的、和中国做生意的都认同中共专制吗？”

说与中国交往的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专制，难道是在佐证“中国有难说”吗？

稍点有逻辑的人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地：如果中国正在有难，移民都是在逃难，那么就不应该有那么多早年移民成功的人想回国发展，就不该有那么多原先跟中国八竿子打不上的人想去中国。而台独大佬们态度的转变无非是传播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的现状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赖以植根的选民。而这个影响力，如果产生于“有难的”中国，估计他们现在用不着这么挣扎吧。

更明白地说，中国现在虽然并不尽人意，但却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成长性的地方。什么是“最具成长性”？就是投入一块钱资金，产生回报最大的地方。资源总是自然而然地涌向“最具成长性”的地方。如果说是只是少量的资源流入，还可以说是赌博心态的投机；如果是大量的资源不顾“专制”、“落后”的标签纷纷涌入，就只能说明这些资源已经充分意识到，丧失机会的风险已经要远远高于“制度落后”的风险！

这种资源涌入的行为，一开始可能只是利益的驱动，但是很快就成了一种漩涡，一种潮流，一种认同的心态。原因是，中国不仅仅提供了“成长性”，还给世界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信心。三十年的历史，估计华尔街什么样的数学模型都会算得出风险在哪里了。原先那些抽象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和这股漩涡相比实在太苍白了。

如果西方没有经济上的成功，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能“普世”吗？同样是打着“民主”、“自由”幌子的地方，例如洪都拉斯，能成为吸引资源的漩涡吗？

人是很简单的动物，虽然很有一些人总是喜欢满口抽象的仁义道德，但是在最基本的利益面前，人的选择真的很简单。而众人的选择和取向，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所以“最具成长性”，绝不仅仅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价值观”的。这个时间会给出最好的注解。

为什么人因为渺小而伟大

为什么人因为渺小而伟大？

很多人盼望永生，但如果一个人真的得到了永生将会怎样呢？

从数学上讲，生命无限长，也就意味着每一天在整个生命中比重趋于零。或者说具体的一天，无论是喜是悲，行善作恶，相对于无限长的生命而言，是毫无意义的！永生的直接结果就是生命中具体的细节毫无价值可言。

由此，我真为“自有永有”的上帝的存在捏着一把汗：这渺小的地球相对于他的“永有”难道还有大于〇的意义吗（Googolplex/∞ = 0）？更为那些“因信称义”了的教徒们担忧：既然信了主的已经籍着耶稣的宝血回到了独一真神的永生那里，那么在人间的每一天对于他们还有什么“数学上”或者“哲学上”的“价值”呢？！他们应该有最充分的理由忽略在人间的这段时光才对；他们应该以最大的热情藐视人世间的财富、地位、权利、纷争才正点。但是，绝大多数基督徒似乎更看重的还是人世间这一段“意义”为〇的时光，而身后的永生，与其说是一种盼望和信仰，倒不如说是一份保险单。

基于以上这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我觉得“独一真神”的“自有永有”很难和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沾上边，我更对一切声称拥有“绝对真理”、掌握“普世价值”的人充满了不信任：凭什么，以您个人有限的生命，可以抓住“无限”种可能中最真理的那一缕？

有人会说，你是不可知论者。非也！我是“相对主义”者。相对什么？一切真理皆相对于当前的时代。我相信人的行为刻画在世界上，会改变整个世界乃至世界的“动力学”；我相信“真理”必须跟随时代和人的发展不断演进。我更认为，人的伟大，正来之于他的渺小和有限。因为有限，每一天才可能有大于零的价值。许许多多平凡的每一天可以堆积出一个伟大的灵魂；许许多多平凡的人，可以堆积出一个伟大的时代；许许多多高低起伏的年代，可以堆积出一个伟大的民族和文明。

不是神，无限的神创造了历史，而是人，卑微的人主导了文明的诞生。因为对于无限的神而言，我们眼前的一切的一切，加在一起还是零，毫无价值和意义可言的零；而对于卑微的人而言，我们跋涉，我们传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我们自己亲手缔造的一切喝彩：我们因为渺小而如此伟大！

相对于“神”还是相对于“人”

言真轻同学关于神的说法还是比较深刻的。基督徒们其实一直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见证”或者说“神迹”来“证明”神的存在。这种执着持续了两千年，可基督徒们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们的一切“见证”，在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或者无神论者那里完全可以有另外的“逻辑自洽”的解释。最终，他们的一切努力都不得不退回到所谓“信仰”的堡垒中去，换句话说，不得不归于“神的存在根本不需要证明”的宿命。

这就是我所说的“相对主义”的价值。问题的关键是“相对于”什么？相对于“神”的直接后果就是宗教战争。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神，并且彼此水火不容！而所谓“信仰宽容”，无非是在把原先相对于绝对的“神”的逻辑转向为相对于渺小的“人”，这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走向：摒弃绝对的“神”而把卑微的“人”真正变为历史的主人，现实生活的主角。

更进一步，这里所谓的“人”，并非一个具体的人物，而是人的共性。人有些什么共性呢？人首先是一种动物，需要生存、需要繁衍后代、都有生老病死；人其次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需要社交，需要与他人发生“关系”，需要有社会安全感、尊严、选择幸福的自由。同时经过无数次的试错，人们也逐渐懂得，不仅是“我”有这些需求，别人也有类似却不一定完全相同的需求。即便是按照“己所欲施于人”的逻辑也未必是合理的，因为很多东西是“己所欲，人所不欲”的，例如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在人间根本就不具备共性！

那么在信仰问题上，什么是在人间具备“共性”的呢？信仰宽容！非常简单的“宽容”二字从深层的意义上讲完全超越了“耶和华”、“安拉”或者“释迦摩尼”这些“独一真神”们！因为，这才是相对于“人”的东西。

从控制论看为什么“相对主义”才是人类的出路

在控制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卡尔曼滤波器”理论。1960年匈牙利人Rudolf Emil Kalman发表论文《线性滤波与预测问题的新方法（A New Approach to Linear Filtering and Prediction Problems）》，奠定了这个理论的基础。卡尔曼滤波器是一个时域滤波器，它是一种“最优递归数据算法（optimal recursive data processing algorithm）”，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包括导航系统、雷达追踪、传感器、机器人，甚至计算机图像识别、图像边缘检测等领域。如果控制论有诺贝尔奖，卡尔曼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得主。

卡尔曼在NASA访问时，发现他的方法可以解决阿波罗计划的轨道预测问题，后来卡尔曼滤波器成为了阿波罗飞船导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打飞鸟的问题。鸟在飞，如果按照它当前的位置去射击肯定打不中。所以先要预测它的在未来的位置来决定如何射击。问题是子弹速度有限，如果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命中，鸟飞行的方向和速度都会改变，原先的预测产生了偏差。这时如果还想要精准地命中，就必须不断地根据现有的观察来调整对鸟未来位置的预测，并以此为依据不断调整子弹飞行的方向和速度。这种不断地观测、修正和调整的过程，在数学上可以表示为一个隐性马尔科夫链（Hidden Markov Chain）的不断递归。

介绍了卡尔曼滤波器，我们再回到正题。西方哲学，从基督教的“独一真神”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所谓“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弥漫着“绝对主义”的色彩。这种试图找到“终极”认知对象，并把它绝对化的结果很容易和所谓“信仰”一拍即合。由于西方在近现代中的强势，这种绝对主义哲学长期占据了主流发言权。

按照绝对主义哲学的思路，如果回到上面的打鸟问题，鸟在飞行过程中的所有位置就应该是可以完全预测的。因此，只要根据一个完备的预测，就可以在子弹发射的瞬间直接找到最佳的射击方向。而事实上，鸟的飞行状态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人对这些随机性的把握只有在过程中不断调整才能不断缩小误差，因此在射击之时完备的预测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人类无法企及的。

所以我说，冠以“独一真神”、“普世价值”的头衔，用“信仰”来无限拔高，无非是欺世盗名的幌子。对于社会问题，还是要回到基本面上去：能不能解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求？能否为公民提供发展的机会和获得必要技能的途径？能否保障公民基本的尊严和发言权？最重要的，能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政策和法规，平衡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有了“民主”的幌子又如何？上百万倍的贫富差距难道是普世的“人人平等”的真实写照？很多社区几乎每天都发生的枪击、暴力难道仅仅因为个人的愚昧懒惰甚或社会就没有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发展机会？有了“自由”的幌子又如何？各大媒体反复的舆论导向，果真能保障小民的声音不被淹没？各种背景的说客难道不需要庞大的金钱支撑就可以在K街呼风唤雨？

所以我说，中国根本不需要随之起舞。不“民主”又如何？真能“和谐”就很好嘛。不“自由”又怎样？西方不也同样是“民主教”的奴隶？!

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中共当年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能够摧枯拉朽地夺得政权；很多人也不明白，以当年志愿军的装备和给养供应，怎么可能在朝鲜把刚刚打完二战不久的美国人赶到三八线以南？很多人更不明白，说中共独裁腐败，它却在熬过了前三十年的折腾之后，给中国带来三十年年均10%的高速成长，并且依然牢牢地掌握着中国的政权。当国民党吹嘘全副“美式”装备的时候，共产党用小推车搞定了三大战役；当美国人迷信武器制胜的时候，志愿军利用黑夜地形和果敢的穿插给他们当头一棒；当“异议人士”们高举“自由救国”、“民主救国”、“基督救国”的大旗时，中国共产党却高喊着“和谐”，在着手建立全国的教育、医疗保障体系了。

如果一定要问共产党强势有什么原因？虽然中共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却仍然在自己的核心理论基础中塞进了“实事求是”这一条。所以，共产党不断地犯错误，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可谓是社会学中卡尔曼滤波器的一个典型！

所以我说，中国根本就不需要跟着西方的思路去走路，假以时日，中国一定会走到前面去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哲学是“相对主义”的哲学，中国哲学总是以“人群”为参考基准，而不是上帝，中国哲学总是在不断地实践着卡尔曼滤波器的精髓。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如果说“存在即合理”，那么同样的逻辑就会导出“造反有理”。

共产党偏偏是两者都沾上了，早年造反断送了民国，而今又成了民主教徒们眼中的“满清”。

有人说一盘散沙的中国如同得了癌症，而共产党是化疗，虽然有副作用，但救人要紧。这句话民主教徒和基民们肯定不爱听，但却说中了问题的要害。所谓历史“选择”，无非是说历史到了分岔的地方，何去何从既有人可为之的部分，又有所谓“天意”的部分。当年老蒋论实力怎么也不该输成那个熊样，但是还是把江山丢了。一转脸，五十军的国军投诚弟兄们，换了个领导，居然在朝鲜战场上把联合国军打得没了脾气。这当中到底是人可为的部分占了大头还是天意，我真的说不大清楚了。

现如今，民主教徒们说共产党仅仅是霸占了好坑，其实已经腐烂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们还是回到“历史选择”的老问题上，历史何去何从既有人可为之的部分，又有所谓“天意”的部分。如果真是腐烂到全身没有一处好地方了，即便是天意也难把个阿斗给扶正了，更何况我们的“基民”们还有万能的神在暗中相助呢？！

所以，即便是选择“造反”，或者是“非暴力不合作”，你们也得仔仔细细地了解这个被“历史选择”过的共产党的现状到底是怎样地，把眼睛盯牢了你们希望看到的疮疤而忽略了共产党真正在做什么，你们自己就成了天意也扶不起的阿斗。

纪念五四，兼谈民主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五四运动为老大中国接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堪称中国民主运动的启蒙和先驱。时至今日，科学貌似已经被中国社会广泛接纳，而民主仍然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不少人喜欢拿民主来说事，不过满嘴跑‘民主’的真正明白什么是民主的并不多，这些人我戏称之为‘民主教徒’。

1. 民主溯源

要谈民主这个东东一定要追溯到古希腊。这片神奇的土地给世界贡献了两个意义非同寻常的精神产品，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古代希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辉煌的高峰，这兄弟俩早年跟雨后春笋似的疯长，但却无力阻止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绵延不断的战争。几经折腾，古希腊的辉煌终于随着野蛮的马其顿人的崛起而无可奈何花落去。亚历山大大帝用马其顿人的铁骑建立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大帝国，有人说这是古希腊文明的顶峰，但却不折不扣地是民主的一次大溃败。仔细琢磨这段历史，不难看出，这次溃败和民主本身的弱点有直接关系：冷兵器时代，古代民主制度在高效率的独裁面前几乎毫无竞争力可言！看过电影《300》的人应该有点印象，当敌人的大军杀到城下，议会还在为战与不战讨价还价，决策成本之高可见一斑。

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天主教和德先生搞了一段断背，最终新教破茧而出，并逐步奠定了现代西方价值观的基石。而被欧洲人从尘封的历史中重新找回来的赛先生则造就了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表面上人类社会的物质形态。

2. 民主的本质是讨价还价

回过头来再说什么是民主。从字面上理解，民主就是人民做主，即普通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决策。民主政治的核心规则是权利平衡和利益妥协。公民通过投票选择自己的代言人，组成议会。议会通过讨价还价制定法律，规范社会行为。同时，任何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总是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少数基本利益，避免多数对于少数的彻底剥夺。因为需要妥协和平衡，所以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是不可避免的。

说民主低效率，不少人会像被踩了尾巴一样跳出来反驳：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难道不是世界上运作最高效的国家吗？美国能有今天，我们姑且把美国人民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算上一笔，至少它保持了美国两百多年的稳定。但一代又一代移民带来的科学技术、生产经验、新的思想和创业精神，加上北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盘活了这个低效制度至关重要的原因。仅仅靠三权分立、选举制衡，美国和印度能有多大差别呢？

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人之强悍，所以征服者往往是‘文化落后’的野蛮人。直到被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希腊籍赛先生突然生猛地加入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西方才在世界史的最后几百年里变成了世界的文化中心；而西方的价值观也随之而成了“普世”。这个决定性的先后顺序（或曰因果关系），后来被‘民主教徒’篡改为“民主制度+基督教信仰成就了西方文明的崛起”，完全是本末倒置嘛。试想，如果当年雅典人手里有蒸汽机和来复枪，野蛮人没有搞定，古希腊民主的光环怎么至于又再等了快两千年才重新被挖出来成为“普世”呢？又如所谓亚洲四小龙的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它们的经济奇迹全是在独裁体制下造就的。现如今台湾轰轰烈烈地玩起了‘民主’，这几年的景气指数眼看着一路惨跌，似乎民主的优势并不明显。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本身，既不能保证文明崛起，也并不提供‘长治久安’。民主的主要优越性在于利益平衡，它要成功，必须有其他因素来弥补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换句话说社会要给民主制度足够的‘容错空间’。

3. 民主不是人人平等

说到人民做主，更准确地说这里的‘人民’要作‘公民’来解；只有公民才是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的主体。在古希腊城邦共和国里，奴隶普遍存在，他们是被剥夺了民主权利的自然人，完全被排斥在民主体制之外。真正能参与决策的是贵族和自由民，或曰‘公民’。换句话说，民主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所有社会成员普遍开放过。而民主俱乐部的会员资格也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中。例如很久以来妇女都不具备这个资格，作为现代民主大本营的美国直到1920年才对妇女开放投票权。

有人高屋建瓴地指出：谈民主需要区分‘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因为“人生而平等”，所以民主精神永远是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又有基督徒出来忽悠：“‘人生而平等’必须理解为‘在造物主（最后的审判）面前人人平等’”

无论如何，民主如果没有纳入“人人平等”的旗帜，恐怕难有今天这般的道德高度。但‘民主教徒’们为了欺骗视听也自欺欺人总是刻意模糊“民主从来只是部分社会成员的特权”这一重要事实，空谈所谓人人平等，颇有一种意淫的味道。

现实中，虽然人人都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但有些人生来就锦衣丽食甚至可以奴役他人，另一些人却终生劳碌在没有尊严中度日；不平等是一种常态。又有人说，平等只能是机会上的平等，个人是自由的，个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现实命运。可是非洲的灾民，阿富汗、伊拉克战火中的平民，又有多大的余地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命运呢？！在他们面前，张嘴说‘人生而平等’、‘机会自由’，在我看来是一种鲜廉寡耻。再调侃一下万能的造物主，能不能现在就出手拯救一下非洲的人道主义灾难呢？为什么一切都要留给最后的审判呢？

自从西方文明成为主流，谁不是争先恐后地把‘民主’和‘平等’的标签往自己脸上贴呢？可又有多少的罪恶是在推行‘民主’的名义下被制造的呢？所以追求人人平等，个人自由的‘民主精神’如果只是被用来作为一种麻醉剂就远远不够了，对于‘民主’贩子保持足够的警觉是非常必要的。

4. 民主必须避免多数暴政

2003年，美国以私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悍然出兵连锅端掉了‘独裁’的萨达姆政权。接着又用坦克成功地帮助伊拉克人民完成了‘历史上首次公正的民主选举’。可接下来发生了些什么呢？

伊拉克人以平均每个月六、七千人的速度互相屠杀，逊尼派在伊拉克新政权中基本上无足轻重，而什叶派控制的警察和安全部队开始为所欲为。美国政府在为伊拉克烧了纳税人几万亿美元，丢下四千多具大兵们的尸体之后，得到地结果却只是一地鸡毛，一团乱麻。‘民主’很快成为了多数暴政，这比独裁暴政更恐怖。因为有了‘民主’图章的背书，多数暴政可以堂而皇之！而萨达姆的独裁，多少还受到点‘国际监督’的道德压制。

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伊拉克人不能像战后的德国、日本那样坦然并成功地接纳美国提供的民主框架呢？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民主作为‘制高点’的‘普世价值’却忽略了当年德国和日本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浸泡了多年的事实。无论如何，至少有一点又被验证了一次：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如果不是从草根慢慢儿地长大，外科手术式地植入是很难凑效的。

5. 民主是不同利益的制衡和监督

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制度一直为‘民主教徒’们津津乐道。美国的政体是所谓三权分立，国会是最高立法机构，总统是最高行政首脑，终身制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掌握着对法律的最终解释权。美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其中参议院有100个席位，每个州不分大小各有2席；众议院共有435个席位，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从参议院的议席分配可以看出，美国的立国者已经考虑了‘多数暴政 ’的问题：很多时候，人口（票数）并不应该是决定一切的唯一标准。国会通过立法手段制衡总统，它掌握着批准总统预算和人事任命的权力，同时也对行政部门的日常行为进行监督。

这种彼此制约的体制，从一定意义上防止了总统权力无限膨胀而把整个国家带入灾难的可能性。然而，同样是如此严密的分权系统，为什么无法避免布什把反恐战争烧到伊拉克，然后在泥滩里挣扎的难堪局面呢？因为民主的互相制约机制在美国内政上比较有效，由于牵涉到内部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制约产生了透明的监督和妥协。而在外交上，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利益取向和思维方式都差不多；缺少了利益矛盾，制约就基本失效了。

保证有效的监督是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而‘有效’的监督来源于两个前提：一是利益矛盾，二是权利分散，这两条都是提高社会管理决策成本的重要因素。这种成本，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弥补，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容错空间，就会阻碍甚至终结社会的发展，监督制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6. 中国如何接纳民主

五四运动至今已经90年，中国也从一个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而且还在努力地成为“世界大脑”。回首这90年，第一个30年中国人在为民族自决打拼，第二个30年是在封闭中的原始积累，第三个30年打开了市场经济潘多拉的盒子。尤其是最后这30年，为中国社会积累起数量巨大的财富，从而使得社会保障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

我们已经不得不直面下面这些问题：
（1）目前的财富和技术积累是否已经为中国社会提供了足够的容错空间？
（2）我们是否现在就可以让不同的利益方直接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是仍然需要权威来做仲裁？
（3）甚或在东方文化的血液里，个人自由和中央权威可以按照与西方文明不尽相同的方式对立统一在一起？

真的希望接下来的30年，我们可以给五四先驱们一个郑重的交代：是德先生在中国的土地上‘入乡随俗’，还是中国彻底融入西方的价值体系，或者是在中国崛起的同时，我们也为世界准备好一个更加令人憧憬的价值制高点？

旧约创世纪有一句话出现了很多遍

神应许以色列人（丫的选民）：我要让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繁星

几千年了，这个世界上，子孙多如“天上的繁星”的，难道还有出中国之右的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得了神的祝福的是中华民族。

在没有圣经启示的东方土地上，能繁衍出多如繁星的子孙，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合乎天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文明虽有强势，但还远没有达到文明的最高境界：繁衍多如繁星的子孙。

越是至真至深的“形而上”，应该得到越简单的“形而下”的实证。

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化应该是山寨文化？

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化应该是山寨文化？

有人看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应该是山寨文化》（下简称《山寨》），觉得这是在宣扬对西方的“复仇情绪”。我不想争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有人说“专利”是有时效性的。没错，我根本就没有建议要追溯“四大发明”的专利费嘛！《山寨》只是非常刻薄地指出了西方专利制度的“原罪”：绝大多数科技发明，离开资本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但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建立在对外“血腥掠夺”的基础上，这份原罪不是换上西服革履谈吐优雅就可以漂白的。用专利制度来阻止后来者，尤其是曾经被掠夺者进入市场在道义上根本说不通。

“知识产权”以及专利制度已经被现代资本主义包装成了社会的基本伦理法规之一。虽然我认为它是“恶法”，应该修改，但是在法律被更改之前，我并不赞成粗暴地践踏法律。所以我鼓励“山寨”而不是“盗版”。

山寨和盗版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山寨在英文中最接近的一个概念是“Remix”。这个Remix最初是用来指音乐、文字或者概念、创意重新组合包装。在“世界工厂”中国，它被发展成利用现有成熟技术，现有材料元器件，重新进行功能混合，制造出新产品。拿山寨手机而言，“超长待机”、“双卡多频”、“MP3/4”、“大功率扬声器”、“Wi-Fi”等大批功能以及部分一线品牌机的外观设计元素被集成在一起，用低廉的成本提供了品牌机都做不到的功能组合。这和简单的盗版侵权完全不是一码事！我曾经仔细和一个为山寨手机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小老板谈过。他说让诺基亚设计一款新手机，如果制造数量不超过10万甚至100万，就根本不可能赚钱。原因是，诺基亚需要支付给它的设计团队的薪水成本就超过了这100万部手机能赚来的利润。“其实提供同样功能的95%，我们十来个人就搞定了。而剩下5%的高端功能，基本上就没人用。”如果没有庞大的资本支持，诺基亚的模式根本玩不转；而越是依赖资本，最后提供的“高端”功能和设计与普通人的基本需求就越遥远。正如我曾经听微软的一个工程说，“我都不知道自己写的功能有谁会用！”

所以“山寨文化”的核心就是：（1）初期投入门槛低（2）利用现有开源技术和材料降低生产成本（3）用合理创新的功能组合满足特定人群的基本需要。这对于资本原罪的受害者可以说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唯一”的创新发展道路。

更重要的是，《山寨》一文并没有停止在Remix上，而是强调“山寨的尽头，是没有再可以模仿的对象，而那里留给中国人的就只有‘原创’和‘领导’了。”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一旦实现基本功能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必然冲击那些在巨额资本和技术支撑下的所谓高端正版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在商业上的溃退是可以充分预见的。由此，资本原罪的受害者们就有机会通过商业上的成功积累起足够的资本，再投入研发和扩大再生产（请注意，这和直接到人家家里去抢金子在道义上有完全不同的境界）。

而今天的中国正在走的路，中移动、华为、比亚迪、百度、腾讯、淘宝等等等等，你都会或多或少看到他们曾经山寨的身影。这又何妨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巨人，正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大脑的转变呢？

附录：中国现代文化就应该是山寨文化！

中国人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算起来，这两项发明的价值承载着电子信息时代之前全部的人类精神价值，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国家向中国交过专利费。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结果这些玩意儿成就了欧洲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和对外殖民掠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因此而分得一杯羹。

那么凭什么飞利浦整出一个电动牙刷，就可以把刷头的振动频率申请专利，禁止别人生产牟利呢？凭什么葛兰素史克发现了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配方，也可以专利保护一下，把这个本可以在全世界拯救很多人生命的科学发现圈定为自己独享的知识产权呢？这就是西方专利制度的黑暗之处：我先发达了，（最初是通过暴利掠夺，之后是通过经济压榨）积累了巨额资金。然后把大量资本投入R&D，搞出所谓科技创新。这些创新原本背负着资本的原罪，应该被用于造福人类而赎罪才是；但是我却可以用“专利”堂而皇之地把它们洗白成限制后来者的壁垒，保障自己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狗屁制度不保护也罢！在这一点上，作为后发者的中国没有什么要扭扭捏捏的，我们长期生活在世界经济食物链的底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无法达到西方在过去几百年中积累的财富和知识水平，这些都是事实。基于这样的事实，今天我们“山寨”已有的科技创新，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可脸红的呢？美国人花几百亿美元搞出了集成电路CPU，我们为什么不“拿来主义”一下，多快好省地搞中国的信息化建设呢？等信息产业起飞，资金滚滚流入之时，咱们再去投资搞自己的“超级中央处理器”也不迟啊。

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也应该是从山寨开始。中国有了“山寨”AT&T的中移动，“山寨”Cisco的华为，“山寨”IMB的联想，“山寨”Google的百度，“山寨”Ebay的淘宝，“ 山寨”American Idol的超女。而结果是，中移动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移动运营商；华为是最近几年世界专利申请数最高的公司；联想并购了IMB的PC事业部；百度硬是把强势的Google在中国的份额挤压在不到20%；淘宝更是把Ebay中国挤到了市场份额的零头；而超女之火比AI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还是有人在苦苦地追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动动脑子，发明点东西证明给世界看？”殊不知，玩别人的游戏还要比别人玩的更好，这本身就充满了智慧。中移动近两千亿的市值都建立在美国人“Shannon”的理论基础之上，但我敢肯定，中移动对于通信网络运营的知识和经验在地球上是独一无二的。玩别人的游戏还要在别人玩不下去的时候趟出一条大路来，这就更是大智大勇。你可以说腾讯当年是“山寨”了ICQ，但是今天ICQ连尸体都难找了，腾讯却在资本市场上出尽了风头。如果没有当年的山寨，根本不会有腾讯，如果没有模式上的创新，腾讯不会有今天。

例子还有很多！我没有兴趣给这些人一一举来。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当山寨让“原创”蒙羞时，这个世界的秩序就已经在深刻地发生着变化。山寨的尽头，是没有再可以模仿的对象，而那里留给中国人的就只有“原创”和“领导”了。

如果说有一个原因我们需要现在就开始考虑保护“知识产权”，那就是有一天中国人也会“原创”的，我们也许不该像老祖宗那样慷慨地做活雷锋？这一点见仁见智，我倒是觉得，保护自己就像用抗生素，也要适可而止。

英译《子夜吴歌》

《子夜吴歌》李白

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
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
蚕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

Translated by: Ouyang

Picking mulberry leaves by the riverside was maid Luofu Qin.
Bare hands among green branches, rosy face against the sunshine.
"Gotta go cuz silkworms are hungry, lord, don't wait for concub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Qin Luofu women, picking mulberry green waterfront.
Article Green Su-hand, the sun bright red makeup.
For day to silkworm concubine, the five mamo linger.


Translated by：Witter Bynner (1881-1968)

The lovely Lo Fo of the western land
Plucks mulberry leaves by the waterside.
Across the green boughs stretches out her white hand;
In golden sunshine her rosy robe is dyed.
"my silkworms are hungry, I cannot stay.
Tarry not with your five-horse cab, I pray."

我为什么要让大家翻译“五舍六入”

表面上，大家也许会认为我希望“证明”中文比英文简洁明确。其实不然，我更想说的是，中文同样是具有“先验”性的。

大家是否知道为什么要“四舍五入”呢？我就不多说了，反正跟正态分布有一腿子。

但是如果我们不满意正态分布这个宏伟的假设，而是在分析了各类数据的误差分布之后发现“斜态分布”更合适，而根据“斜态分布”可以推出“五舍六入”最为合理，...哈哈哈哈。

这样，汉语还受限于所谓“后验”吗？

为什么不说英文受限于26个字母，却要说中文受限于一万个字符的字符集呢？这是一种非常荒唐的逻辑。这一万多个字符的字符集中，难道就挑不出26个书写特简单的来？不会吧。一定要强调和发音结合，使用汉字的韩国、日本都发展了书写方便的表音字母，这说明汉字从来就不排斥简单结构的表音子集。

中国文字没有走上拼音化道路完全是因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习惯在当时没有“精准分析”的需求，也因为中文从来没有在语音上真正统一过。如果采用了强调“发音”的拼音字母为文字，你可以想象现在的亚洲东部一定是欧洲的分裂格局。可以说正是汉字的包容性，以及它足够的精准和文化传承能力，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一个绵延N千年没有文化断层的大文明！

一个有如此强大生命力的文字体系，为什么会因为没有发生出“形式逻辑”就被有些人如此不看好呢？得出中文劣等这个结论的前提无非是：“形式逻辑”是人类文明的顶峰。这样一个看似公允的“公理”，加上一些对西方文明的崇拜作为“引理”，我们还能指望推出什么样的“定理体系”来呢？

呵呵！

如果一切都搞“公理化”证明

如果一切都搞“公理化”证明，这个世界会非常无趣。而且，会有两个极为不健康的倾向。

其一，越来越绝对化“理性”和“精神”所产生“知识（定理）”、“规则”、“制度”的而忽视对社会生活、客观世界本身的探究。我们为什么需要仰望星空呢？不是为了崇拜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所建立的物理学公理理论体系，而是因为人类智慧的好奇心绝不会满足于这些“体系”。

其二，就像统计学的Garbage In, Garbage Out一样，任何公理体系都是依赖于推理前提的正确性以及内涵与外延。拿一些貌似公允的东西当“公理”，再用冲入一些“富有倾向性”的引理、假设，我们可以在“理性”的名义下，制造无数庸俗的、惊世骇俗的垃圾结论。这种垃圾信息的制造，我称之为“文人的无厘头”。

这使我想到有些诗人费尽心思去玩的所谓“回文格律诗”。我不否认在所有文字组合的全集中，一定有合律、合格、意境深远的好诗，但是如果把意境扔在一边，用99.9%的经历在格式和律法上，这个诗人落于平庸难道还会有悬念么？而往往见到这样一个“平庸”的诗人在炫耀自己诗作如何格律整齐时，我就有一种想找痰盂的冲动。

人类精神所生产的知识除了一部分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自从发明了笔墨纸印，就一直在呈现出一种几何数量的增加之势。这对于后来者，既是福音，又是非常大的一笔负担。首先，要鉴别，要去伪存真；其次，如此数量巨大的精神财富，继承都难；更重要的是，如果“创新”仅仅是基于前人的“公理体系”，那么所做的最多也就是修修补补。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会越来越变得“唯心主义”的原因，因为精神财富的积累已经把大多数人的处理能力给占满了。真正的社会生活和客观世界和人之间已经被我们的“文明”所隔离起来，而只有那些能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洞察到前人没有看到的外部世界“真相”的人，才有机会为我们的文明带来真正新的价值！

对比中西文字

常听到有人对比中西文字之间的优劣。很多人甚至把文字的差异上升到决定民族命运的高度（这个在知识界“唯心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也很正常）。我个人认为，语言之于文化的影响的确非常重大，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社会生活以及由此而积淀下来的文化在“决定”着语言的结构。所以对中文，无论是过于自卑的贬损、还是自命不凡的拔高都是有失偏颇的。


1. 中文为什么没有产生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产生于古希腊。有人声称，中文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形式逻辑，结论是与西文相比，中文有巨大的缺陷。

那么形式逻辑是不是一定要在某种结构的语言内部才能产生呢？不可否认，西文字母简单对于形式逻辑的产生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这不是决定性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Barbara”三段论：

如果所有人（M）都是必死的（P），（大前提）
并且所有希腊人（S）都是人（M），（小前提）
那么所有希腊人（S）都是必死的（P）。（结论）

即便是用中文来表达，也是非常精准而简洁的。说到底，形式逻辑是集合之间的包含和推理关系，它建立在大量人类经验的总结之上，仅仅有简单的符号并不足以“产生”。要回答为什么中文没有发展出形式逻辑可能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中文为什么没有在三千年前成为拼音文字？”

我的回答是：中国早期社会形态和哲学思想阻止了汉字的拼音化。

中国早期哲学非常注重“合”，而把“分”放在一个派生次要的地位。讲究“合”的中国人放弃了追逐“精准”的兴趣。而西方语言按照音节“分”成字母，可见西人的哲学态度更关注细节的精准。正式这种“分”、“析”的哲学态度，导致了西方人在中国人之前率先拥抱了形式逻辑和科学体系。我个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逐步复杂，如果给中国人足够的时间，形式逻辑完全可以在相对“笨重”的中文符号上发生。只是历史不可能让西方人停下脚步来等中国人拥抱科学。


2. 语言所承担的主要社会功能

语言有两大主要的社会功能：传承知识、形成信息壁垒。

前者不必多说，大家都明白。语言符号就是用来表意的和记录的。因为有了语言，后人可以了解前人的经验，而不必事事都亲身经历才得认知，这是语言最核心的社会功能。

但是形成信息壁垒这一条是很多人忽略的。其实，各种“精准”的专业术语，都是让“外人”难于理解信息的壁垒。有了这些壁垒，才保障了各种“专业人士”们经久不息的饭碗。

如果一定要争论语言结构的“优劣”，应该从上述两个方面去看问题。

首先，语言在传承知识的过程中能否保持比较高的信息稳定性，而不至于因为语言本身的歧义性而导致后人对前人的理解发生偏差。其次，语言是更有助于信息普及化还是加剧信息的小集团专有化。这两大功能其实是互相矛盾的，语言越精准严格，用于定义一个概念所需要的符号数量就越大，要掌握这些精准的定义对普通人而言就越困难，因此它的信息普及功能就会比较弱。

下面，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有谁英文溜的能把整张表每个元素背下来？然后还确切地知道每个元素是否气体、固体、金属？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

非常生涩的概念，但是在汉字中，音、形、属性全有了，而且读音全是单音节，简单好记。再外行的人也能几句话知道个大概齐。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孩子要是学不好化学，真是对不起汉字，对不起祖宗！有些人说“化学要是像你说得那么简单就不是化学了”，的确要成为专业化学家，这个语言的优势就真的不大了。所以，中文特别有助于知识传播的“广泛性”，特别有助于普通人“入门”；但是“入门”之后它是否有助于精深就另当别论了。

又如生物名、药物名、器官名等。中文常常一个字连分类学属性都包括了，而且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西文虽然也有词根，但是基本上每个概念需要一个名词直接对应，变化多端，规律难寻。所以，中国人很容易“百病成医”，西方人不经过硕士、博士、住院医生前后混个十几年要行医真的很难。

再如法学名词，金融学概念。英美法系，甚至把之前的案例作为判案的核心根据之一，没有大量的案例积累，看着同样的法律文字（也可能是平直的英文），你和律师们无论如何也平等不了！金融领域，一大堆的option、put、call、long、short、IRS、GSE、SDR，多数还都是些平直的日常英文单词和缩写，可是其中的内涵估计不学金融专业真的很难明白。

你或许会说：中文要是去翻译这些专有词汇也一样晦涩难懂！一点都不错，所以我说，用中文思考的中国人不太可能去制造出这些“概念”来形成信息的壁垒（说到底也是利益的壁垒）。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花儿街里会英文的中国人把上面的东西弄得滚瓜烂熟。

从这一点上讲，汉字是平民的语言，西文是精英的语言。

表面上西方人比中国更民主，其实，西方从来都是由少数精英把持着非常多的社会关键部门，并且世代传承。中国社会当然也有各种等级森严的规制，但是“模糊的”中文却可以比较好地保证社会各阶层对于跨专业信息的理解。所以，中国的“民间”智慧非常发达。


3. 语言决定论可以休矣

中西文的确存在机构化的差异，但是要把这种差异上升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似乎依据严重不足。

说中文、讲天人合一的中国人与“现代科学”爆发性突破失之交臂。表面上，中华民族经历了历史上最不愉快的一段低潮。中国人在专业分工以及众多行业的专才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西方。但是，讲分析、精准的西方人，在把很多“专业”精细到极致的同时，也失去了把握真正“大同”的洞察力！所以西方文化容易被“绝对主义”诱惑，容易走极端。我不想东施效颦地把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归结于“说英文的西方人”，但是西方文明在各式各样的“精英”左右之下持续地经历“盲目扩张”、“恶性回调”的死循环确是不争的事实。

从另一个方面讲，说中文的中国人一旦试图去理解和应用“现代科技”，其掌握的速度和普及性极有可能超过西人。更重要的是，中文的“低信息门槛”优势可以在比较深的层面上限制“精英”阶层把持各种社会经济的专业部门；这种信息的“民主化”，有可能会成为帮助中国人重新站到世界之巅的核心竞争力。

难道我们都该学越南才有希望？

形式逻辑起源于古希腊，但是如果今天所有的科技文献都用希腊文来写，我想诸位反“汉字”砖家们一定会灰常不满意。

同样是简单易写的字母，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不再用希腊字母，也不用斯拉夫、阿拉伯、希伯来字母，而偏偏选择了拉丁字母呢？因为现代科学在拉丁字母为语言的国家里发端和壮大，所以，老祖宗的希腊文就不再如它孕育“形式逻辑”时那样光鲜灿烂了。

没有简单的符号如果是形式逻辑没有在中文里发端的主要根源，那诸位是不是也应该同样可以质问，有了简单的字母符号，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希腊的土壤上孕育呢？依照你们的逻辑：希腊文字一定有问题！

退一步，我甚至可以同意“希腊文字一定有问题”这个论点，但是这个问题一定不是你们大义凛然指出的“是否有简单的符号”这么简单。

记住了“简单”，却避而不谈为什么我们背弃了同样简单的希腊字母，这完全是文人们的“随心所欲”的结果。你们是学逻辑的也好、学数学的也罢，请不要为自己的“惊世骇俗”而沾沾自喜，因为问题远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简单。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汉语已经包含了拉丁字母，我们已经在用ABCD教育中国人的后代，难道一定要跟越南似的才能迎头赶上世界科技的顶峰？太搞笑了一些吧。

从元素周期表看中西文(化)

有谁英文溜的能把整张表每个元素背下来？然后还知道每个元素是否气体、固体、金属？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

非常生涩的概念，音、形、属性全有了，而且读音全是单音节，简单明了。再外行人也能几句话知道个大概齐。

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孩子要是学不好化学，真是对不起汉字，对不起祖宗！但是，中国人要成为大化学家，这个语言的优势就不大了。所以，中文只是特别有助于知识传播的“广泛性”、“民主性”。

还有很多例子，例如生物名、药物名、器官名等等。中文常常一个字连分类学的属性都包括了，西文虽然也有词根，但是基本上每个概念需要一个名词直接对应，互相之间变化多端，规律难寻。所以，中国人很容易“百病成医”，西人就非得硕士、博士之后再住院医生，前后混个十几年。

还有，例如法学名词，例如金融概念。英美法系，甚至把之前的案例作为判案的核心根据之一，没有大量的案例积累，看着同样的法律文字（也可能是平直的英文），你和律师无论如何也平等不了！再说金融，一大堆的option、put、call、long、short、IRS、GSE、SDR，好的是多数还都是些平直的日常英文单词，可是其中的内涵估计不学金融专业真的很难明白。

你或许会说：中文要是去翻译这些金融词汇也一样晦涩难懂！一点都不错，所以说中文的中国人不太可能去制造出这些“概念”来形成信息的壁垒（其实也是利益壁垒）。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花儿街里会英文的中国人把上面的东西弄得滚瓜烂熟。

所以，我说西文是精英的文字，它对于人类科学理性的推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比中文更重要，因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精英政治迄今为止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而中文是普罗大众的文字，最终也是真正“民主”的基石。从普及信息，减少壁垒的角度，中文有无比的优越性。从长远讲，当大众真正具备了和精英分庭抗礼的实力，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会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