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制论看为什么“相对主义”才是人类的出路

在控制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卡尔曼滤波器”理论。1960年匈牙利人Rudolf Emil Kalman发表论文《线性滤波与预测问题的新方法（A New Approach to Linear Filtering and Prediction Problems）》，奠定了这个理论的基础。卡尔曼滤波器是一个时域滤波器，它是一种“最优递归数据算法（optimal recursive data processing algorithm）”，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包括导航系统、雷达追踪、传感器、机器人，甚至计算机图像识别、图像边缘检测等领域。如果控制论有诺贝尔奖，卡尔曼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得主。

卡尔曼在NASA访问时，发现他的方法可以解决阿波罗计划的轨道预测问题，后来卡尔曼滤波器成为了阿波罗飞船导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打飞鸟的问题。鸟在飞，如果按照它当前的位置去射击肯定打不中。所以先要预测它的在未来的位置来决定如何射击。问题是子弹速度有限，如果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命中，鸟飞行的方向和速度都会改变，原先的预测产生了偏差。这时如果还想要精准地命中，就必须不断地根据现有的观察来调整对鸟未来位置的预测，并以此为依据不断调整子弹飞行的方向和速度。这种不断地观测、修正和调整的过程，在数学上可以表示为一个隐性马尔科夫链（Hidden Markov Chain）的不断递归。

介绍了卡尔曼滤波器，我们再回到正题。西方哲学，从基督教的“独一真神”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所谓“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弥漫着“绝对主义”的色彩。这种试图找到“终极”认知对象，并把它绝对化的结果很容易和所谓“信仰”一拍即合。由于西方在近现代中的强势，这种绝对主义哲学长期占据了主流发言权。

按照绝对主义哲学的思路，如果回到上面的打鸟问题，鸟在飞行过程中的所有位置就应该是可以完全预测的。因此，只要根据一个完备的预测，就可以在子弹发射的瞬间直接找到最佳的射击方向。而事实上，鸟的飞行状态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人对这些随机性的把握只有在过程中不断调整才能不断缩小误差，因此在射击之时完备的预测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人类无法企及的。

所以我说，冠以“独一真神”、“普世价值”的头衔，用“信仰”来无限拔高，无非是欺世盗名的幌子。对于社会问题，还是要回到基本面上去：能不能解决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求？能否为公民提供发展的机会和获得必要技能的途径？能否保障公民基本的尊严和发言权？最重要的，能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政策和法规，平衡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有了“民主”的幌子又如何？上百万倍的贫富差距难道是普世的“人人平等”的真实写照？很多社区几乎每天都发生的枪击、暴力难道仅仅因为个人的愚昧懒惰甚或社会就没有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发展机会？有了“自由”的幌子又如何？各大媒体反复的舆论导向，果真能保障小民的声音不被淹没？各种背景的说客难道不需要庞大的金钱支撑就可以在K街呼风唤雨？

所以我说，中国根本不需要随之起舞。不“民主”又如何？真能“和谐”就很好嘛。不“自由”又怎样？西方不也同样是“民主教”的奴隶？!

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中共当年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能够摧枯拉朽地夺得政权；很多人也不明白，以当年志愿军的装备和给养供应，怎么可能在朝鲜把刚刚打完二战不久的美国人赶到三八线以南？很多人更不明白，说中共独裁腐败，它却在熬过了前三十年的折腾之后，给中国带来三十年年均10%的高速成长，并且依然牢牢地掌握着中国的政权。当国民党吹嘘全副“美式”装备的时候，共产党用小推车搞定了三大战役；当美国人迷信武器制胜的时候，志愿军利用黑夜地形和果敢的穿插给他们当头一棒；当“异议人士”们高举“自由救国”、“民主救国”、“基督救国”的大旗时，中国共产党却高喊着“和谐”，在着手建立全国的教育、医疗保障体系了。

如果一定要问共产党强势有什么原因？虽然中共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却仍然在自己的核心理论基础中塞进了“实事求是”这一条。所以，共产党不断地犯错误，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可谓是社会学中卡尔曼滤波器的一个典型！

所以我说，中国根本就不需要跟着西方的思路去走路，假以时日，中国一定会走到前面去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哲学是“相对主义”的哲学，中国哲学总是以“人群”为参考基准，而不是上帝，中国哲学总是在不断地实践着卡尔曼滤波器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