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党员信上帝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党员信上帝

老师对基督教一向怀有好感，原因是老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从圣经里借鉴了不少东西塞在自己的“主义”里。老师曾经认真地读过几本旧约和新约里的经书，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一个有至高无上超自然能力的天父好像不应该只是像圣经里说得那么蝇营狗苟地成天价算计各种各样的人间琐事。于是，索性仰望苍穹而信其广袤无边，俯瞰人生因为它的短小而谦卑，其余的那些属灵的部分，还是交给“未知生、焉知死”的放松心态吧。

反观一些大陆的党员，都曾经是举手宣誓过信仰“共产主义”的，只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入党无非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追逐，把当票当成饭票。这帮人到了海外突然“幡然悔悟”，信了耶稣基督，可想而知是个什么结果。仍然是他们的一种实用的生存手段，因为需要证明自己信得真诚，就把那些刚刚听到的圣经教条添油加醋地本地化一番；因为有宣教的义务，就拿出各种各样恐吓的方式在四周“recruit”。到处用半瓶子醋的说辞声称：“美国是蒙了神的恩惠而成就的兴盛；。。。；基督教信仰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道路；。。。”

作为个人的信仰我恭喜你成功转身，但是作为“救国之道”，尤其是“老党员”嘴里的“新道路”，我看还是算了吧。因为，你在说美国蒙了神的恩惠时，必须要提到这一点：根据一项研究美国宗教的调查表明，2008年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下滑到76%，远低于1990年的86%。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美国人也不再习惯于给自己贴上传统的教派标签，拘泥于传统的信条。自2001年以来，美国各州唯一一个数量有所增长的群体是不信教的人，现在这些人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15%。

或许，你会拿出经济危机和美国的衰落来说明宗教价值的衰退对这个神的国度的伤害。但请你同时也应指出，基督教人口比例远远高于美国的一些南美和非洲国家似乎并没有入了天父的法眼，接着美国的衰退高调崛起。

高唱基督救中国的老党员们，求求你们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表现欲吧，嗬嗬嗬嗬！

什么是中国模式？

这次回国，聆听了几位“顶级”商学院教授的教诲。教授们无外乎在用财富故事告诉大家西方是如何用“制度”积累财富，如何用“知识”和“创新”搭建起品牌价值的。不过教授们也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对从西方教科书里搬来的管理哲学、企业文化、品牌价值头头是道地高谈阔论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干这行的真难，今天才举了几个正面的例子，没过几天就出事了。这脸没处儿搁啊！”

原先所谓“出事儿的”大多是些中国企业。而今随着这场金融危机和后续的实体经济危机爆发，那些世界财富500强中屹立不倒的正面典型形象纷纷落马，这下教授们真的无地自容了：原先被奉为经典和权威的工商管理理论，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落花流水；广为流传的成功财富案例一个个黯然失色，让人不免想到那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东方箴言。

我本人并无意贬低西方文明的精髓，更不想说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然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走过的道路。但我对很多研究这段商业文明历史的中国文人非常不感冒：按照他们的鼓吹，中国如果不按照西方的制度运作，根本没有机会达到现代商业文明的顶峰。

果真如此吗？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按照西方人的规则玩，才能算玩“对了”呢？文人们缺乏自信心，无非是因为西方仍然领先，仍然强势；但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的实质是逐利，逐利的核心是增长。环顾四周，对整个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已经不是经济总量依然领先的西方了；从经济学存在的意义上讲，认认真真地研究在东方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了整个世界的话题。

很多学者“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对现代科技和商业文明的贡献“几乎为零”。而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没有鼓励科技创新的经济制度，因此中国的商业环境出不了“Apple”、“Starbucks”、“Louis Vuitton”。很多人不约而同地高调批判中国正在方兴未艾的山寨文化，职责这种“模仿”没有技术含量，不可能建立品牌价值。但是，不刻意追逐高端品质、复用已经有技术来解决普通大众的基本需求、模仿之中夹杂看似无厘头却是灵光乍现的创意，这些山寨文化的理念为什么不能成为最合理、最有市场价值的商业模式呢？

的确，山寨文化和“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西方知识产权制度格格不入。但西方经济走上了这条“三高”道路的后果是什么呢？起初，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科技创新以及创新在商业上的成功。而后，资本市场开始介入，资本的逐利本质催促着市场不断推出“新功能”，不断强调“更好的体验”，甚至完全不顾消费者是否真正需要这种新的功能和体验。当年微软推出Window Vista的时候，很多硬件厂商对它支持较低端的硬件强烈不满，原因是“这不利于推动新一轮硬件升级”，而不是因为消费者真有升级的需求。换句话说：是资本的利益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在驱动所谓的创新！消费者在这场游戏中已经沦为被动的筹码。这个逻辑继续延伸，就是“资本杠杆”、“次贷危机”，神话的自由市场经济毫无抵抗力的崩溃。

很多人只看到现代西方商业文明的华彩段落就被它彻底征服了，甚至已经留不出大脑再去深究它背后的深层矛盾了。呵呵！不要忘记，这个地球上“先进的” 西方国家人口只占不到10%，如果剩下的五十多亿人，人人都按照天赋人权去追逐永无止境的消费体验升级，整个地球的资源恐怕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可以这样说，西方的商业制度根本就不是用来解决剩下90%地球人口的需要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广阔低端消费者的市场，对“品牌”、“体验”的刻意追逐不应该是商业企业的核心价值所在。用已经成熟的技术，低廉的成本，大规模地生产可靠、实用的商品，解决大多数人的需求；通过对大规模生产中各个环节的高度优化提升利润空间，并把以此而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进一步投入产品的升级换代和生产管理环节的优化，这就是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克勤克俭逐步形成的“中国模式”。原先，这种生产方式直接和西方的“高技术”嫁接，用于为西方代工消费品。现在西方的需求萎缩，反倒促成了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模式，转型来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有中国广阔并且日益壮大的消费者市场，中国模式的兴起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接下来，如果中国模式的商业成功再被成功地复制到全世界，解决世界人口90%的基本需要，那么现有的西方商业模式还会是商学院教授们嘴里不停唠叨的 “经典财富故事”吗？制度本身无非是社会实践随着时间的沉淀，谁的模式成为主导，谁就是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者，而一切都需要时间来见证。

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诋毁一下那些对中国创新能力有偏见的人们：杂交水稻。中国用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以上人口，这其中杂交水稻功不可没，从长远上讲，它对世界的贡献要远远高于那些资本市场上的宠儿们。

从游戏理论看人类社会

从游戏理论看人类社会


迄今为止的全部经济学都假定：个人总是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UTILITY），换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以此为根据得到有意义的解，在数学上必须假定这个效用函数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的意思就是如果一样东西公认是‘好的’，那么你得到的越多你的效用就应该越大；反之你的效用就应该越小。

让我们来看一看最简单的游戏：犯人悖论。两个犯人Ａ和Ｂ面临检控，根据他们所做的不同选择，两个人将会得到不同的刑期。在下面的表格里，括号中的两个数字前一个是Ａ的刑期，后一个是Ｂ的刑期。例如（８，０）表示如果Ａ否认而Ｂ认罪，那么Ａ将获罪８年而Ｂ将立刻释放。假定Ａ与Ｂ事先并不知道对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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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Ａ否认　　│　　Ａ认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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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否认　│　（１，１）　│　（０，８）　┃
┠─────┼───────┼───────┨
┃　Ｂ认罪　│　（８，０）　│　（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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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Ａ应该如何选择呢？我们可以推理如下：如果Ｂ否认（对应上表第二行），那么Ａ若认罪将立刻释放，Ａ若否认将入狱１年，显然Ａ的最佳选择是认罪；如果Ｂ认罪（对应上表第三行），那么Ａ若认罪将入狱４年，Ａ若否认将入狱８年，因此Ａ的最佳选择仍然是认罪。根据此推理，无论Ｂ作何选择，Ａ都应该认罪，同样，Ｂ也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结果就是‘聪明的’Ａ和Ｂ都将选择认罪而同时获罪４年，错过了显然的最优结果（１，１）。

这个游戏的结论就是，如果假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人类就只能存在次优资源分配中。让我们把上述游戏一般化一下：

┏━━━━━┯━━━━━━━━━┯━━━━━━━━━┓
┃　　　　　│　　　Ａ温和　　　│　　　Ａ强硬　　　┃
┠─────┼─────────┼─────────┨
┃　Ｂ温和　│　　（赢，赢）　　│　（赢多，输多）　┃
┠─────┼─────────┼─────────┨
┃　Ｂ强硬　│　（输多，赢多）　│　　（输，输）　　┃
┗━━━━━┷━━━━━━━━━┷━━━━━━━━━┛

这个游戏和犯人悖论的解是一样的：无论是Ａ还是Ｂ，在‘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名义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强硬，从而落入双输的圈套。

我们注意到，上面这个游戏还有一个隐藏的假定，那就是假定Ａ与Ｂ是对等的，因此输赢的结果是对称的。我们进一步一般化：假定Ａ和Ｂ是不对称的，比如Ａ是Microsoft，Ｂ是Netscape，又会看到怎样的结果呢？

┏━━━━━┯━━━━━━━━━┯━━━━━━━━━┓
┃　　　　　│　　　Ａ合作　　　│　　　Ａ竞争　　　┃
┠─────┼─────────┼─────────┨
┃　Ｂ合作　│　（７５，２５）　│　（１００，０）　┃
┠─────┼─────────┼─────────┨
┃　Ｂ竞争　│　（５５，４５）　│　（９５，５）　　┃
┗━━━━━┷━━━━━━━━━┷━━━━━━━━━┛

在这种情况下，强者Ａ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竞争，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通过合作而提高自己效用的空间。弱者Ｂ也只有竞争这一条路可走，不然就面临彻底被消灭的命运。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帝国主义’越来越‘贪婪暴虐’、‘单边主义’的原因所在，恃强凌弱是由自己的利益所驱动的必然选择，要不然，强大有什么意义呢？这也是为什么弱小国家、民族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动力：落后就要挨揍。

还有一点儿要指出的是，上述第三个游戏中，括号里的数字是指‘市场占有率’。而双方的利润还决定于市场的大小和利润率。通常情况下，竞争的市场价格相对较低，供应商一方的利润率也会下降，但是另一方面，低价格对消费者一方较有吸引力，因此市场总值会比较高。所以，从长远而言，最终的利润并不能简单地由市场占有率来决定的。

在对游戏理论的研究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如果让Ａ和Ｂ两人反复重复上述‘犯人悖论’游戏，由于每一次的结果在最终结果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小，因此Ａ和Ｂ都愿意冒一些险而试探一下‘否认’的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挫折之后，通常Ａ和Ｂ是可以达成默契共同‘拒不认罪’的。

换句话说，由于人的自私和短视，人们在相对有限的时间里通常会选择‘斗争’‘不合作’。但是从长远而言，同样出于‘最大化自己效用’的动力，人们会发现‘合作’的价值。在这里，我想引用以下Ebay创始人的理念来结束这段‘理工科’的探讨：我们认为普通人都是好的，只要给与机会都会做正确的选择。我唯一想要补充的是，当人与人素质上存在巨大差距时，人性中的善良一面就必然要受到压抑，这就是上面的第三个游戏，因为巨大的差异就是剥夺和被剥夺的最好理由。而当人与人素质比较接近时，‘合作’才会具有真实的利益，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才能得以充分释放。

制度资本的忽悠

最近有本新书叫做《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该书的核心论点是：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具有“决定作用”。

当人们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换言之，制度成本还很高，制度资本还相当欠缺），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的GDP却仍然能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的时候，作者非常“敏锐”地指出：“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出奇的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换言之，这时候所谓的“决定作用”是可以被替代的。

为此，作者给出了一个看似非常严谨的例子：说郑州市要盖一栋仿古大戏院，决定从景德镇买1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由于制度问题没有解决，双方互不信任，不愿意承担风险，结果交易无法达成，10亿GDP打了水漂。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里，而是提出了一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办法：把这笔“大交易”分成 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支付1000万元。这样，如果一次买方不付款，卖方最多损失1000万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完成。”这极大地拖延了产生GDP的速度。作者认为，这种拖延对于中国这样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是可以承受的，而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估计就撑不下去了。

这是解释为什么制度成本高的中国仍然可以创造高GDP增长的例子吗？

事实中的发展通常是这样的：起初，郑州和景德镇彼此不信任，每次只能玩"小交易"。但玩过几次之后，买卖双方发现彼此很诚信，就逐步提高了交易量，每次发货 50万、100万吨，再后，剩下的就一次性搞定了。最终，不是一天完成了交易，但也远远用不了200天。而在交易的过程中，双方建立了信任，积累了“制度资本”。换言之，是作者奉为“决定性因素”的制度资本，无非是实际交易的“产物”。是社会行为最终导致了社会制度，而不是由所谓“制度”决定行为。制度固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行为，但能够容纳同样行为的制度却完全可以是多样性的！好的制度固然珍贵，但如果不是由社会行为自然生长演变而成的，而是从天而降的“舶来品”，水土不服的可能性比成功要大得多。

我不想否认“制度资本”的价值，只是为很多“经济学家”迷信制度而丧失真正独立的判断力而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