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国,聆听了几位“顶级”商学院教授的教诲。教授们无外乎在用财富故事告诉大家西方是如何用“制度”积累财富,如何用“知识”和“创新”搭建起品牌价值的。不过教授们也很矛盾:一方面他们对从西方教科书里搬来的管理哲学、企业文化、品牌价值头头是道地高谈阔论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干这行的真难,今天才举了几个正面的例子,没过几天就出事了。这脸没处儿搁啊!”
原先所谓“出事儿的”大多是些中国企业。而今随着这场金融危机和后续的实体经济危机爆发,那些世界财富500强中屹立不倒的正面典型形象纷纷落马,这下教授们真的无地自容了:原先被奉为经典和权威的工商管理理论,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落花流水;广为流传的成功财富案例一个个黯然失色,让人不免想到那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东方箴言。
我本人并无意贬低西方文明的精髓,更不想说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然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走过的道路。但我对很多研究这段商业文明历史的中国文人非常不感冒:按照他们的鼓吹,中国如果不按照西方的制度运作,根本没有机会达到现代商业文明的顶峰。
果真如此吗?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按照西方人的规则玩,才能算玩“对了”呢?文人们缺乏自信心,无非是因为西方仍然领先,仍然强势;但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的实质是逐利,逐利的核心是增长。环顾四周,对整个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已经不是经济总量依然领先的西方了;从经济学存在的意义上讲,认认真真地研究在东方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了整个世界的话题。
很多学者“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对现代科技和商业文明的贡献“几乎为零”。而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没有鼓励科技创新的经济制度,因此中国的商业环境出不了“Apple”、“Starbucks”、“Louis Vuitton”。很多人不约而同地高调批判中国正在方兴未艾的山寨文化,职责这种“模仿”没有技术含量,不可能建立品牌价值。但是,不刻意追逐高端品质、复用已经有技术来解决普通大众的基本需求、模仿之中夹杂看似无厘头却是灵光乍现的创意,这些山寨文化的理念为什么不能成为最合理、最有市场价值的商业模式呢?
的确,山寨文化和“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西方知识产权制度格格不入。但西方经济走上了这条“三高”道路的后果是什么呢?起初,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科技创新以及创新在商业上的成功。而后,资本市场开始介入,资本的逐利本质催促着市场不断推出“新功能”,不断强调“更好的体验”,甚至完全不顾消费者是否真正需要这种新的功能和体验。当年微软推出Window Vista的时候,很多硬件厂商对它支持较低端的硬件强烈不满,原因是“这不利于推动新一轮硬件升级”,而不是因为消费者真有升级的需求。换句话说:是资本的利益而不是消费者的需求在驱动所谓的创新!消费者在这场游戏中已经沦为被动的筹码。这个逻辑继续延伸,就是“资本杠杆”、“次贷危机”,神话的自由市场经济毫无抵抗力的崩溃。
很多人只看到现代西方商业文明的华彩段落就被它彻底征服了,甚至已经留不出大脑再去深究它背后的深层矛盾了。呵呵!不要忘记,这个地球上“先进的” 西方国家人口只占不到10%,如果剩下的五十多亿人,人人都按照天赋人权去追逐永无止境的消费体验升级,整个地球的资源恐怕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可以这样说,西方的商业制度根本就不是用来解决剩下90%地球人口的需要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广阔低端消费者的市场,对“品牌”、“体验”的刻意追逐不应该是商业企业的核心价值所在。用已经成熟的技术,低廉的成本,大规模地生产可靠、实用的商品,解决大多数人的需求;通过对大规模生产中各个环节的高度优化提升利润空间,并把以此而积累起来的巨额资本进一步投入产品的升级换代和生产管理环节的优化,这就是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克勤克俭逐步形成的“中国模式”。原先,这种生产方式直接和西方的“高技术”嫁接,用于为西方代工消费品。现在西方的需求萎缩,反倒促成了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模式,转型来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有中国广阔并且日益壮大的消费者市场,中国模式的兴起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接下来,如果中国模式的商业成功再被成功地复制到全世界,解决世界人口90%的基本需要,那么现有的西方商业模式还会是商学院教授们嘴里不停唠叨的 “经典财富故事”吗?制度本身无非是社会实践随着时间的沉淀,谁的模式成为主导,谁就是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者,而一切都需要时间来见证。
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诋毁一下那些对中国创新能力有偏见的人们:杂交水稻。中国用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以上人口,这其中杂交水稻功不可没,从长远上讲,它对世界的贡献要远远高于那些资本市场上的宠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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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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