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宣言(5)

三、中产阶级

而在世界的另一面，原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似乎找到了第二春，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包括工人在内的全体公民所受到的教育程度逐步提高，社会财富尽管仍然继续了不平衡的分配，劳动者的普遍生活状况却在稳步提高。劳动者的反抗仍然在继续，工会的势力在成长，但是斗争的形式却以合法的和平方式为主。资本主义民主也不再仅仅是大资本家的游戏，一人一票的选举和言论自由尽管有虚伪的一面，但是公众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却因此而变得决非无足轻重了，金钱虽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的走向和很多政客的政治生命，但是金钱无所不能却早已不再是事实。由于世界市场和商品流通的日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确出现了类似于欧盟形式的融合趋势，但是国家利益的特殊性却仍然非常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资本主义对于市场经济的管理和宏观调控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无形的手’，一旦出现商业危机经常过度反应，因而造成社会动荡，市场本身也难以应付诸如垄断和贸易壁垒和倾销这类地头蛇或者无赖式的欺行霸市行为。于是，国家储备银行制度建立起来，并且通过调整利率和货币发行量来抑制或刺激投资，控制通货膨胀或者萎缩。反垄断得以立法，市场壁垒也可以通过多变贸易组织得到协调仲裁。这虽然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计划经济模式，但确是在主动的，有计划、有目的地干预市场！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和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形式也在暗地里发生着变化。马克思观察到的日益明显的两极分化已经不再以工人赤贫化为前提。相反，劳动者本身可能通过奋斗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这种对财富的追逐已经不再仅仅是资本家的专利，而成为全民的运动。原先巨大的属于个人和家族的工商贸易企业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把产权分散到全体股民的名下，企业的员工可能不仅是受雇佣者，也是这个企业的大小股东，而这个企业的经营生存状况则直接影响着员工的财产身价。科学的进步和机器的采用虽然仍然在排挤着体力劳动者的位置，但是却创造出更多的需要特殊才能的脑力劳动才能完成的工作职位。劳动者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劳动者的分工不是越来越简单而是越来越细密，而个人所拥有的智慧和才能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财富。经济师、律师、医生、药剂师、会计师、精算师、工程师、设计师这些职业所要求的特殊才能，甚至体育艺术的特殊天赋都成为了财富的源泉。资本主义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鼓励人们创业，鼓励风险投资，鼓励知识向商品和服务的转化，并且通过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来保障投资人、创造者的直接利益。各种各样的创意和发明不断地涌入人们的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新能源、新材料的加工和生产技术、私人汽车、家用电器、计算机、办公自动化、互联网、无线通讯、生化制药、以及各式各样新奇的服务，与此同时也把这些商品和服务背后的始作俑者甚至在一夜之间变成巨大财富的拥有者。

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有才能、肯吃苦的劳动者获得了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发财致富的合理机遇。当受教育的权力向全民充分普及，而且所需的费用不再是普通公民无法承受的水平，就会有很多人通过教育获得各种‘高收入’职业所必须的职业技能，从而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体现在社会结构上，不是整个社会日益分化成暴富和赤贫的两大对立阶级，而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在迅速膨胀，使整个社会的组成形态象一只大肚子洋葱。这个日益成熟的中间阶层，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既是劳动者，又拥有相当数量的个人财产，他们可能是一个颇具规模的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和股票持有人，也可能拥有自己的小型企业，雇佣少数的工人，还可能是体育娱乐业的明星，或者就是高收入行业中的普通从业者，比如律师、医生、金融分析师。注意，我们这里的定义的确是宽泛的，因为很多所谓的‘小资产阶级’也在其中了。

一个社会，一旦中产阶级庞大，就会具有特殊的稳定性，因为中产阶级通常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拥有稳定的收入和安逸的生活，他们大多不愿接受社会形态迅速演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对于社会的动荡有着天然的抵制情绪。从很大程度上讲，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避免马克思所预言的危机，正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兴起。在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之后，资产阶级从工人的的抗争中看到了阶级激烈对抗的破坏性，从而修正了社会的分配系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新科技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对于人才的大量需求，大量简单的体力劳动被复杂的脑力劳动所替代，资产阶级看到了知识的力量，从而大规模地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另外，在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掠夺盘剥这一点上，工人和资本家也轻易地达成了利益上的妥协。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中产阶级崛起的契机。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很多著作中都曾经谈到过这个中间阶层的可能性，谈到脑力劳动或者说复杂劳动与简单的体力劳动的区别，甚至谈到过投资获利的特殊劳动价值。但是，他们因为过于相信自己抽象出来的社会发展理论而失去了抓住这个问题的机会，从而错误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终结资本主义的时机和方式。用马后炮的方式来探讨前人的错误是有一点不公平的，但是总结经验却是后来人无可推卸的责任。

马克思历史发展理论最致命的硬伤在于过分简单，过于依赖于‘基本原则’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具体的细节，这是同当时在科学界、哲学界盛行的理性主义分不开的。一切似乎都可以源于最为简洁的公理，然后是无泄可击的严密推理，最后就是信心满满的预测和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的确，人类社会离开了物质生产注定要消亡；的确，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中最活越最革命的因素，一切试图阻碍生产力进步的反动最终都要被推翻。如果说这就是生产力对于社会制度的最终决定作用，那么我们离开界定具体的生产方式与某种生产关系到底是否相适应还只是刚刚迈出了最为粗浅的一步。一个特定的制度之下所能容纳的生产方式通常是很宽泛的，经济危机并不足以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仅仅是站在道义的角度上去诅咒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邪恶，并且因此就硬是让现实来适应理论的前提，让经济危机来扮演放大了的矛盾，那么建立在这种人为判断之上的预言自然也就难免是一厢情愿的。

社会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的确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特定制度本身的包容性以及制度中的人的特性也是不能忽略的。而所谓‘上策建筑’不仅有硬性的法律规章制度，更涵盖了软性非结构性的道德、民族性和风俗习惯。由于我们所探讨的对象是人的历史，所以我们无可选择地必须以把人放在第一位，而这个‘人’不仅仅是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更不仅仅是从事自我再生产的人，而且还是包涵了全部社会关系和人文、历史、传统积淀的人。

无产阶级，如果仅仅是指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那么就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他们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能够完成终结资本主义，终结私有制度的任务。在这里我们郑重地把这个终结者的任务交给中产阶级。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倾向，更是基于很多现实的观察。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已经成长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主流，他们手里掌握着全部当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才是真正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这篇宣言的最开始我们提到，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任何政治势力无法回避一种势力，但是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却是分散混乱的，他们对于自己的使命只有模糊的知觉。这正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确表明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