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西文字

常听到有人对比中西文字之间的优劣。很多人甚至把文字的差异上升到决定民族命运的高度（这个在知识界“唯心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也很正常）。我个人认为，语言之于文化的影响的确非常重大，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社会生活以及由此而积淀下来的文化在“决定”着语言的结构。所以对中文，无论是过于自卑的贬损、还是自命不凡的拔高都是有失偏颇的。


1. 中文为什么没有产生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产生于古希腊。有人声称，中文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形式逻辑，结论是与西文相比，中文有巨大的缺陷。

那么形式逻辑是不是一定要在某种结构的语言内部才能产生呢？不可否认，西文字母简单对于形式逻辑的产生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这不是决定性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Barbara”三段论：

如果所有人（M）都是必死的（P），（大前提）
并且所有希腊人（S）都是人（M），（小前提）
那么所有希腊人（S）都是必死的（P）。（结论）

即便是用中文来表达，也是非常精准而简洁的。说到底，形式逻辑是集合之间的包含和推理关系，它建立在大量人类经验的总结之上，仅仅有简单的符号并不足以“产生”。要回答为什么中文没有发展出形式逻辑可能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中文为什么没有在三千年前成为拼音文字？”

我的回答是：中国早期社会形态和哲学思想阻止了汉字的拼音化。

中国早期哲学非常注重“合”，而把“分”放在一个派生次要的地位。讲究“合”的中国人放弃了追逐“精准”的兴趣。而西方语言按照音节“分”成字母，可见西人的哲学态度更关注细节的精准。正式这种“分”、“析”的哲学态度，导致了西方人在中国人之前率先拥抱了形式逻辑和科学体系。我个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逐步复杂，如果给中国人足够的时间，形式逻辑完全可以在相对“笨重”的中文符号上发生。只是历史不可能让西方人停下脚步来等中国人拥抱科学。


2. 语言所承担的主要社会功能

语言有两大主要的社会功能：传承知识、形成信息壁垒。

前者不必多说，大家都明白。语言符号就是用来表意的和记录的。因为有了语言，后人可以了解前人的经验，而不必事事都亲身经历才得认知，这是语言最核心的社会功能。

但是形成信息壁垒这一条是很多人忽略的。其实，各种“精准”的专业术语，都是让“外人”难于理解信息的壁垒。有了这些壁垒，才保障了各种“专业人士”们经久不息的饭碗。

如果一定要争论语言结构的“优劣”，应该从上述两个方面去看问题。

首先，语言在传承知识的过程中能否保持比较高的信息稳定性，而不至于因为语言本身的歧义性而导致后人对前人的理解发生偏差。其次，语言是更有助于信息普及化还是加剧信息的小集团专有化。这两大功能其实是互相矛盾的，语言越精准严格，用于定义一个概念所需要的符号数量就越大，要掌握这些精准的定义对普通人而言就越困难，因此它的信息普及功能就会比较弱。

下面，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有谁英文溜的能把整张表每个元素背下来？然后还确切地知道每个元素是否气体、固体、金属？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

非常生涩的概念，但是在汉字中，音、形、属性全有了，而且读音全是单音节，简单好记。再外行的人也能几句话知道个大概齐。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孩子要是学不好化学，真是对不起汉字，对不起祖宗！有些人说“化学要是像你说得那么简单就不是化学了”，的确要成为专业化学家，这个语言的优势就真的不大了。所以，中文特别有助于知识传播的“广泛性”，特别有助于普通人“入门”；但是“入门”之后它是否有助于精深就另当别论了。

又如生物名、药物名、器官名等。中文常常一个字连分类学属性都包括了，而且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西文虽然也有词根，但是基本上每个概念需要一个名词直接对应，变化多端，规律难寻。所以，中国人很容易“百病成医”，西方人不经过硕士、博士、住院医生前后混个十几年要行医真的很难。

再如法学名词，金融学概念。英美法系，甚至把之前的案例作为判案的核心根据之一，没有大量的案例积累，看着同样的法律文字（也可能是平直的英文），你和律师们无论如何也平等不了！金融领域，一大堆的option、put、call、long、short、IRS、GSE、SDR，多数还都是些平直的日常英文单词和缩写，可是其中的内涵估计不学金融专业真的很难明白。

你或许会说：中文要是去翻译这些专有词汇也一样晦涩难懂！一点都不错，所以我说，用中文思考的中国人不太可能去制造出这些“概念”来形成信息的壁垒（说到底也是利益的壁垒）。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花儿街里会英文的中国人把上面的东西弄得滚瓜烂熟。

从这一点上讲，汉字是平民的语言，西文是精英的语言。

表面上西方人比中国更民主，其实，西方从来都是由少数精英把持着非常多的社会关键部门，并且世代传承。中国社会当然也有各种等级森严的规制，但是“模糊的”中文却可以比较好地保证社会各阶层对于跨专业信息的理解。所以，中国的“民间”智慧非常发达。


3. 语言决定论可以休矣

中西文的确存在机构化的差异，但是要把这种差异上升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似乎依据严重不足。

说中文、讲天人合一的中国人与“现代科学”爆发性突破失之交臂。表面上，中华民族经历了历史上最不愉快的一段低潮。中国人在专业分工以及众多行业的专才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西方。但是，讲分析、精准的西方人，在把很多“专业”精细到极致的同时，也失去了把握真正“大同”的洞察力！所以西方文化容易被“绝对主义”诱惑，容易走极端。我不想东施效颦地把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归结于“说英文的西方人”，但是西方文明在各式各样的“精英”左右之下持续地经历“盲目扩张”、“恶性回调”的死循环确是不争的事实。

从另一个方面讲，说中文的中国人一旦试图去理解和应用“现代科技”，其掌握的速度和普及性极有可能超过西人。更重要的是，中文的“低信息门槛”优势可以在比较深的层面上限制“精英”阶层把持各种社会经济的专业部门；这种信息的“民主化”，有可能会成为帮助中国人重新站到世界之巅的核心竞争力。